难民在中国
被遗忘的少数——
在中国，难民似乎离我们非常遥远，但并非不存在。几十年来，几十万外国难民为了心中的信念和那片属于自由的天空，在经历了家破人亡和颠沛流离之后，站在了中国这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上。印支难民：沉默的30万
大多数国人不知道的是，30万印支难民已在中国生活了30年。
在中国南方的边境省份上，今天仍然可以看见一些特殊的人、特殊的村庄，人们仍习惯地称呼他们为“难民”、“难民村”。这些至今已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的群体，有的人将生命的小舟永远地停在了异乡，有的人则已成为中越边贸的中流砥柱。
这是一个几乎不为外界所知而自身异常沉默的群体。他们不是越南、老挝或者柬埔寨人，也没有中国国籍。他们在中国境内真实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
“以前在越南的时候，越南人说我们是中国人;后来到了中国，中国人又说我们是越南人……”在云南的一个难民村里，43岁的村主任孙文亮曾这样告诉前去采访的媒体记者。
目前在中国境内生活的主要是印支难民。据民政部部长李学举主编《民政30年》，所谓印支难民，是指印度支那三国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产生的难民。1977年，越南当局开始从越南、柬埔寨和老挝输出大量难民，迫使数十万人倾家荡产，背井离乡，形成震惊世界的难民潮。
中国政府对他们的安置从1978年开始，到1990年告一段落。至2005年，居留在中国的印支难民及其子女共26.5万人，分布在广西、广东、福建、云南、江西、海南六省(区)196个安置单位，其中越南难民占到99%。
按照国际通行惯例，难民一般被安置在专设的难民集中营中，但中国实行的是社会融合安置，根据他们在原居住国的气候条件、地理位置、语言风俗以及原从事工作的性质，他们被安排和国人共同生活。他们中绝大部分被安置在华侨农场、农垦农场、林场、渔业社和农村，部分被在机关、学校、医院和商业部门。
被迫来华的难民在民族、文化和宗族渊源上和中国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是他们得以和谐融入当地社会的主要原因。不可否认，这种安置获得了国际上普遍性的赞誉，并被称为“人道主义的典范”。
如今30年过去，不同地域生活的难民面临不同的现实。不同时期到达中国的难民获得了不同的安置方式，而后30年他们的命运各不相同。
香港：第一收容港?
香港九龙上海街250号，油麻地停车场大厦，联合国难民署香港办事处设在第9层。
在香港办事处最辉煌的1980年代，整个第9层都归难民署所有。之后难民事务减少，办事处的规模也就渐渐缩减。每每跟人介绍起香港办事处的历史，联合国难民署香港及澳门办事处处长吴楚新总不忘加上一句：这里曾经是联合国难民署办公室中最大的一个。
吴楚新说：“2003年，我去北京待了四年，任中国及蒙古地区副代表，负责保护难民的工作、培训、宣传教育等等。来中国寻求庇护的人不多，一年也不到一百个。主要是到北京，因为我们在内地其他地方也没有办事处。也有一些外地个案，比如有的缅甸难民穿越云南边境到达瑞丽，由于没有旅游证件，没法来北京，我们就得到当地跟他见面，对他的情况进行评估。认定难民资格后，再由中国政府给他颁发一个国内旅游的许可证，他才可以去北京。还有一些到了广州，但数量非常少。”
“从2007年到现在，香港的难民情况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现在来香港寻求庇护的难民每个月大概五六十人。跟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在香港工作轻松很多。”
香港一直受难民问题困扰，作为一个国际自由港，香港还收容过各种各样的难民，如战时的越南难民。20世纪70年代中叶，香港成为了越战难民的第一收容港，接收越南难民及船民。从1975年到1999年，香港大约接收了越南难民和船民40多万人。而最近10来年，尤其是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开战后，很多中东和南亚国家的难民涌入香港，比以前高出一倍。
很长一段时间，香港背起“第一收容港”的责任，直到2000年5月31日，才将最后一个难民营关闭。
当时为了解决船民问题，港府出尽百宝，包括加强与越南政府磋商合作，要求越南政府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阻止越南船民偷渡来港;同时透过核实身份、逐步遣返减少难民数目，最终又向滞港的最后1400名难民发放香港居民身份证，总算圆满解决问题。
由于香港是很多难民的首选之地，也是世界上难民比较集中的地方，联合国在香港设有难民专员公署。多年来，香港特区政府为难民代支金额高达八九十亿港元，至今联合国难民署还欠着香港11亿元。
由于难民来港事件时有发生，香港出现了自己的难民文化。
每年6月20日的“世界难民日”前后香港会举办一次难民电影节，2011年已是第四届。难民电影，顾名思义，主题与难民有关。电影内容可以是直接拍摄难民经历，也可以是拍摄与难民有关的人或事。
难民电影以非洲题材为多，其次是亚洲，比如缅甸、柬埔寨。大部分导演都来自美国、德国。可能是由于缺乏资金和设备，由难民自己担纲导演拍摄的电影极少。曾经有一个专门拍纪录片的国际组织进入泰国难民营，教难民自己拍摄怎样在面粉袋里种菜，再制作成影片，到别的难民营里播放。它也算纪录片，但目的只是传授种植技术。■延伸阅读二战时期难民在中国潍县集中营：东方的奥斯维辛
1942年至1945年，日军在山东潍县设立“敌国人员生活所”，最多时关押外国侨民2000多人，一度成为中国境内最大的外侨集中营，有人称它是“东方的奥斯维辛”。
被关押在这里的外国侨民中，有曾任蒋介石顾问的美国人雷振远、山东大学创始人之一赫连博士、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博士、后来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恒安石、1924年奥运会冠军埃里克·利迪尔，还有327名儿童。
1945年8月17日，美军援华总部派出的一架B-24飞机抵达集中营上空，7名美军战士纷纷跳伞。难民获救。之后难民们到青岛办理护照后分批乘美国军用船只前往香港。通过香港，他们分别回到祖国或移民定居地。
上海：犹太人的“诺亚方舟”
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狂潮肆虐欧洲，数百万犹太人惨遭迫害，多国政府慑于淫威拒收犹太难民。在此漫天黑暗间，维也纳一处屋宇灯火犹亮，一位东方外交官争分夺秒发放签证，帮助犹太难民逃到上海和其他地方。
这位外交官就是当时的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被誉为“中国辛德勒”——他很可能是二战时解救犹太人最多的国际义人。
从1937年到1941年，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来到上海。战后，5万犹太人几乎全都离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成了以色列复国后的第一代开国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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