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富人生育调查

　　近年来，丁克一族和生二胎的暗流开始在各个阶层和各种渠道中涌动。以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超生游击队”现象，在城市的富人圈里升级上演。近日，本刊记者对济南富人生育情况进行了调查。

　　“超生新贵”们的避雷针

　　济南人唐群定义的“品质生活”有两项指标：房子住两层，孩子生两个。

　　今年37岁的唐群已有两个女儿，大女儿6岁，小女儿3岁，全家年收入超过20万元。唐群的观点代表了很多像他这样的高收入人士的心理。

　　一些高收入人士为了超生，除了上交“社会抚养费”，通常运用的逃避监管的手段还有：伪造第一个孩子患有先天性疾病的证明;跑到国外或者港澳地区超生;借腹生子;花钱“买”二胎准生证;假离婚等等。

　　韩芳就是一位连续在国外生过三个孩子的母亲，因为孩子的国籍不是中国，所以与国家提倡的“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的基本国策没有冲突，“我们的家庭完全能够承受多个子女的教育成本，因为非本国国籍不用缴纳社会抚养费。”

　　3月20日，济南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人员向本刊记者透露，调查显示，经济、政策、政治三大因素综合决定了独生子女家庭的生育选择，其中经济因素的影响最大，政策因素和政治因素次之。

　　对大部分流动人口以及低收入家庭来说，经济因素是制约他们生二胎的最好办法，但“超生新贵”们显然没有这种顾虑，经济因素不能阻挡他们生二胎的脚步，反而成了他们无视基本国策的优势。家住济南市市中区某高档住宅小区的刘女士表示，为了生第二胎，她和老公已经准备好了十多万元交罚款，“这笔钱对我们家来说不是什么事儿。”

　　原本是为了维护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超生罚款”变成了“罚款超生”。针对这一现象，本刊记者在济南街头随机进行了采访。20名受访者中，大部分人观点如下：如今，富人、名人只要交钱，就能违法生育，这虽然未必是他们炫耀财富的手段，但有钱就能生，没钱就不能生，毕竟有悖社会公平。

　　30年，济南少生266万人

　　济南市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会专家指出，济南已进入老龄化加速阶段，步入“白发社会”。从现在起到2020年，济南市平均每年将增加4.19万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4.13%。与此相对应的是济南市较低的生育率，一直维持在9‰到10‰。

　　济南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徐明梅介绍，计划生育30年来，全市少生了266.7万人。

　　针对老龄化问题，已有多位专家学者，如吴敬琏、胡鞍钢、林毅夫等，对中国人口政策提出了适度微调的建议。包括“从2000年开始实行现行的一孩或一孩半生育政策向二孩平稳过渡”、“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的二孩加间隔生育政策”或“允许全国城乡只要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二胎”等主张。

　　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各地的生育政策逐步放开，济南市选择生二胎的家庭也明显增多了。山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工作人员透露，目前并没有对独生子女生二胎进行专门的数据统计，但这两年领“二胎证”的人的确多了不少。有趣的是，几乎所有被访问的有两个孩子的济南女性，都认为两个孩子是最佳组合，并不想再多生第三、第四个，甚至不指望将来靠孩子养老。

　　在济南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副主任何原的印象中，自2007年金猪宝宝迎来第四次生育高峰以来，生二胎的人就猛然多了起来。就济南市妇幼保健院而言，与几年前相比，“二胎妈妈”数量增加了三四倍。

　　受孩子养育成本、就业等压力影响，目前济南生育二胎的基本为收入高、学历高的“双高”群体。何原说，除“双高”一族，一些比较富裕的自由职业者(如生意人)构成了申请二胎的另一群体。

　　“赴港生子”新困局

　　调查显示，多数“赴港生子”的准妈妈都是准备要二胎，以成功规避内地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但是这一趋势逐渐得到遏止。“之前这方面的规定确实是空白，但是2009年和2010年国家计生委出台的规定，对这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济南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处长龚建民表示，夫妻双方必须在两年内在香港居住满18个月，才可以享受侨胞待遇，不做超生处理，“如果只是短时间去香港生完孩子接着回来，肯定属于超生，跟在本地超生的处理办法一样。”

　　此外，除了二胎会被作为超生处理外，拿了香港出生证明的孩子，如果在内地上小学等，也只能作为择校生。而据济南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介绍，港籍在济南购房，跟外地户口一样，根据限购令在济缴纳个税或者入社保一年以上，能购买一套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