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富人偷生记

　　当代社会，权力、金钱、生育早已合而为一，资源合理分配。高收入人群有条件通过特权的形式实现生育意愿。在通往“多子多福”的道路上，有着无数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关卡”。三位富人生二胎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生育特权的冰山一角。

　　生育权与官商勾结

　　张启生的老家在距离临沂市区仅一个小时车程的小村子里，前不久整修祖坟，张启生喜滋滋将自己小儿子的名字刻在了石碑上。他等这一天等很久了。

　　张启生在临沂开办一家服装厂，目前已经积累近千万资产。两个女儿在济南一所私立学校上学，刚满一岁的小儿子则被他带在身边。

　　“多子多孙、人丁兴旺嘛!再说，多一个孩子也就是多一双筷子。”超生在张启生看来不算问题。生二胎时，张启生用了一个不太厚道的招儿，即“疏通”当地医院关系，开了张长女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假证明。到了生第三胎，他干脆将妻子送到外地一位亲戚家生完孩子再回来：“反正政府也不能把孩子掐死，交了罚款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一位60多岁的老人与记者闲聊时说，她的两个儿子都是做皮革生意的。大儿子的家产已经上亿，在当地是小有名气的老板，一些政府官员就成了为他们家效力的“狗腿子”。他们自己还没说要再生孩子，就有计生部门的干部为他们准备好了生育名额，还不止一次上门服务，为了他们避开政策殷勤献计谋划。

　　官商勾结一旦出现，二胎指标显然成为权力腐败的一部分。当此之时，由权力赋予的生育权则开始优越于大众的。

　　有关人士介绍，在北京，城镇最多缴纳16万元、农村最多缴纳7万多元，二胎子女就可以顺利拿到北京市户口，遑论偏居山东一隅的村落，更遑论这些数字对于资产动辄百千万的私营企业家来讲并不构成任何困扰。

　　有人总结富人超生的行为有五大特点：隐蔽深、躲藏快、手段高、查处难、代价大。归根结底，这些特点的形成总离不开一个“钱”字。张启生干脆购买了一套海景住宅，把妻子的户口迁过去，然后通过朋友关系，弄到了一张当地的准生证，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第二个孩子平安降生。“等孩子大一些，需要入托、上学，再找关系把户口迁回来就行了。即便办不成也没关系，多花点钱这些问题都能解决。”

　　张启生倒是肯说真话，他的企业家圈子里，有本事的人才有权利超生，这首先便是经济实力的象征。同时，“子女多才是令人羡慕的大户人家，我的服装厂办起来，多生一两个孩子，将来管理厂子的事情也有人手了，外人管自己的钱物还是不放心”。

　　生育移民：

　　投资回报率比抢银行还要高

　　“几年前只知道在香港生孩子很红火，到了美国才发现，华人把生孩子的事做到了全世界。”说话的陈羽已近不惑，早年陪丈夫下海经商，等到近年口袋丰足时年纪已大。他们只有一个女儿，无论是生意接班人还是孩子生长环境来说，他们都希望再要个儿子。

　　这次赴美，同行的几乎都是中年夫妻。他们抵达洛杉矶的第一站不是名牌直销中心或环球影城，而是比佛利与威尔榭大街交口附近洛杉矶知名的代孕中心，同时紧锣密鼓与中介介绍的代孕母亲见面。陈羽透露，此次在洛杉矶找母代孕的头款价格为15万元，如果顺利生个男孩，奖金再加5万元。“有此‘快捷方式’花再多钱也合适，不过要越少人知道越好。”

　　1868年，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通过，修正案第一款即规定：“凡在美国出生或归化美国的人，均为合众国和他们所居住州的公民。”140余年后，因此修正案的鼓励，一些夫妇从中国内地出发，选择把腹中的生命诞在地球彼端的土地上。继赴美产子之后，这一做法又有了新花样：借腹生子，传宗接代与生个美国公民一箭双雕。

　　当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花十来万元“赴港生子”是大陆许多二胎拥趸者的首选，2011年内地赴港生子的人数达到4.4万名左右。

　　然而目前香港控制内地孕妇赴港生子，不再允许准妈妈到公立医院生宝宝。于是有很多人都转向海外，比如美国、加拿大。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移民方式——生育移民。

　　在陈羽等人看来，到美国生子或者代孕比成年后移民要划算得多，“孩子下地便是美国人，能享受180多个邦交国入境免签证、享受美国13年义务教育、进入美国大学学费节省上百万人民币、享有各项社会福利措施、住低价高品质的老人公寓，甚至在其他国家政局动荡时，即使航空封锁亦享有优先搭机离开的权利。投资回报率比抢银行还要高。”

　　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

　　今年刚满28岁的王静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他们一家居住在北京大山子附近的一个富人区。天气渐暖，王静抱着自己刚9个月的小女儿出门透气，身后的阿姨则照看另一个三岁的小女孩。有时候大女儿会嫉妒地跑上前央求妈妈抱抱自己，这时，王静会蹲下来，轻声细语地哄着大女儿，安慰她说妹妹还小。

　　在这样一个富人区，邻居们都已习惯女人在家生孩子做全职太太，傍晚时你会发现许多类似结构的家庭成员在小区里散步游玩，很大一部分都是两个孩子，甚至还有三个的。

　　王静的丈夫曹瑾在某大型科技公司担任区域经理，从山东调任北京已经三年。他们的邻居也多是老板、股东或者海归的风投商人。丈夫们往往事业小成、颇有家底。借用小区居委会大妈的话，在这样的小区购买一套住宅也要几百万元，何况这些人家还养着几辆玛莎拉蒂和其他方面的开销。

　　超生并非仅仅关乎钱。

　　由于现行的生育政策，中国家族企业直系的继承人数量非常少。相当部分早期创业者，要面对只有一个孩子的现实。近年来，新贵阶层为其家族事业传承预留伏笔，“富豪超生”现象普遍，便是这一担忧的体现。

　　随着家庭财富的增多和积累，孩子不再是生活的累赘，更多地成为家庭现实的欢笑和未来希望的承载体。王静本人有一姐一弟，而曹瑾是独生子，每当听妻子怀念与姐弟的成长经历都艳羡不已。他们愿意给孩子创造一个“有伴”的成长和生活环境。也曾考虑过到香港去生产，“孩子如果是香港户籍，以后回到内地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看病、上保险、入学都成了难题。也不能总和孩子分开住。”为此，王静还是选择了在内地缴纳“罚款”。

　　这些矗立于金字塔尖的群体，高学历且多金，生活成本问题自然不消考虑，加之房地产商品化的自由买卖，很多新富可以在他喜欢的任何城市购房居住，流动性增强。

　　业内人士透露，赴港产子的内地孕妇中，有六成左右的是生二胎的，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内地富人的二奶。重庆市黔江区正阳镇人大主席龚德才“包二奶”，婚外生育二胎被罚款30多万元。贫富分化造就当代“妾文化”，不少落马官员的二奶为其育有孩子。

　　生育本身就是一种消费，生育的目的从获取赡养的收益转变为另一种与生活有关的投资。从长远来看，无论是社会抚养费还是其他抚养成本，都是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手段，也是所谓“优良基因”的社会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