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仙洲的三个人生坐标系

 

　　每次沿黄河大堤驱车回老家，经过扬尘弥漫的马头浮桥时，我总会透过车窗向西眺望，漫漫碧野围抱着一座土黄色的小村，那儿正是黄埔一期生、抗日名将李仙洲将军的故乡——齐河县赵官镇大马头村。相比于往昔的赫赫声威，在他的出生地已很难察寻到跟他相关的蛛丝马迹，那些轰轰烈烈、恩恩怨怨无法抵挡岁月的消磨，就像这个人来过又走了，只留下一爿渐渐模糊的背影飘渺着历史的小写意……

 

　　忻口会战：功成名就的子弹

　　1937年10月，刚在居庸关与日寇优势兵力鏖战七昼夜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师，在师长李仙洲率领下穿过莽莽群山抵达山西忻县，一场更加白热化的大战悄然展开。

　　13年前的早春，已过而立之年的李仙洲在好友、同乡孟民言鼓动下，怀着对国民革命的憧憬毅然渡过黄河，南下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孟民言是山东国民党早期较为活跃的领导人之一，原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孟家大院的少掌柜，却被革命的风潮裹挟着走上了与家庭决裂的道路，他对李仙洲的影响就在于在关键时刻引导了其人生的航向。几乎与李仙洲进入黄埔同时，孟民言作为山东的代表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李仙洲作为国民党军队中北方将领的代表，身上那股特有的憨直劲和作战的剽悍劲久享盛誉。

　　进入忻口阵地，李仙洲和他的二十一师面对的又是一场刺刀见血的恶战，也正是这场恶战给李仙洲带来了无上的荣誉，不过这一荣誉的得来也差点赔上了他的命。

　　当敌我双方进入阵地拉锯战后，每个山头的得失都关系着战争天平的倾斜。怀化阵地原为第五十四师固守，在日军猛烈炮火轰击下丢失，李仙洲奉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之命率军展开强攻。战斗于14日凌晨进入胶着状态，日军以高密度的火力封锁住前沿阵地，一拨拨进攻的战士倒下去。李仙洲满面灰尘，眼布血丝，不顾部下拦阻亲率特务团和军官教导队向日军阵地发起攻击，连续三次猛冲，都被日军凶猛的火力击退。

　　凌晨5时30分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颗呼啸的子弹洞穿李仙洲左胸，带着血珠消失在晨曦里。那真是命悬一线之际，据说当时李仙洲正在呼气，两片肺叶收缩，子弹恰好由空隙间穿过——他的一只脚已经跨进鬼门关……怀化争夺战之惨烈为抗战以来罕有，李仙洲部顶住了日军一轮轮卷地式轰炸和排山倒海的攻击，圆满完成了战略部署任务，“牺牲之大，为他师所未有”。

　　在忻口，李仙洲扬名立万，留在身上的累累伤疤成为这位老军人对家国最郑重的承诺。

　　李仙洲客串“老校长”

　　前不久与一位北京的老朋友闲聊，他忽然谈起一些国立二十二中的往事，而这所已经消失在历史烟云中的学校的创始人正是李仙洲将军。

　　1959年，作为被俘国民党将领的李仙洲在人民大会堂见到周恩来总理，他对周说：“我还有一个问题没交代。”周总理笑着问：“什么问题没交待呀?”李说：“我还办过一所国立二十二中学，跟党争夺了青年。”周总理笑笑说：“这有什么错?这是一大功劳，你培养的青年不是都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吗!”

　　1941年初，李仙洲率部开到皖北阜阳、蒙城一带。在滞留皖北的两年间，李仙洲办了两所学校，一所武校称鲁干班(中央军官学校驻鲁干部训练班的简称)，自兼鲁干班主任;一所文校叫成城学校，他兼任校长。成城学校，就是国立二十二中的前身。

　　成城中学的办学宗旨按照李仙洲的话就是“培养国家元气，拯救陷区青年”，校训是“众志成城”。一时间，安徽阜阳成城中学管吃、管住、管穿、管学习的消息，在沦陷区广为流传，吸引了大批山东青年冒险远道而来。国立二十二中学生花名册显示，当时山东全省一百零八个县，有的县竟来了二百多名学生。

　　面对不断涌来的家乡子弟，李仙洲也感到有些为难，仅仅是支持每天的伙食开支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山东父老信任我，让这些娃娃们冒着生命危险好不容易通过日军封锁线来找我，我不能让他们流离失所啊!”

　　在应付难以为继的开支状况上，仙洲可谓挖空心思：召集团以上军官开会，命令他们报出“吃空缺”的名额，将这部分费用按上等兵待遇发放给学生。

　　1942年初，李仙洲趁去重庆参加军事会议之机，亲自向教育部长陈立夫汇报了成城中学的现状和改建国立中学的理由，后经山东籍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等人的协助，1942年9月，教育部批准私立成城中学正式改建为国立第二十二中学。

　　当年进入国立二十二中读书、后蜚声华语文坛的王鼎钧先生，在回忆录《怒目少年》里对李仙洲言必称“老校长”，且对李仙洲在1942年后的下坡路寄予一腔惋惜，这位行伍者在莘莘学子心目中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李将军的“乡情负资产”

　　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李仙洲的“暴得大名”并非其在抗日战争中的骁勇表现，而是来自于黑白电影《南征北战》中李军长那句“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的经典台词。

　　莱芜战役被俘，抚顺战犯管理所教育改造，特赦获释，参与政协工作……李仙洲后半程的人生轨迹走得磕磕绊绊，绝不类于前半程的风生水起，不过相比于黄埔军校著名的“山东三李一王”中的其他人，他的晚景虽说不上辉煌灿烂，却也稳妥平安。

　　1982年秋收季节，齐河县赵官镇大马头村小学忽然闯进一群衣着不同于农民的人，时任该校教师的李修祥清楚记得，从一辆面包车上走下一位略有驼背的老人，四方大脸，满头银发，精神矍铄。那是李仙洲最后一次回到这片生养自己的土地，斯时他的内心早已归复平静，令他惶惑的是这里的草木是否还记得他这位投笔从戎的游子?离开时大马头村所在的赵官镇尚属于济南长清县，回来时却已变更为德州齐河县，这是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沧海桑田?老人仔细端详着村小学的一砖一瓦，回忆着曾经在这里度过的时光，因为这小学的院落正是由他家的祖宅改造而来，他似乎轻轻叹息了一声。

　　为接待这位大人物的回乡，当地政府特意派人到济南采购了食品，电镀的折叠椅子是从镇上拉来的，掌勺的厨子是公社供销社饭店的主厨，一切都达到了当日乡村的最高规格。“那天在村里曹书记家共摆了四桌酒席，有县里镇里的领导陪同。”李修祥说。

　　没人能揣度坐在丰盛宴席上的李仙洲的心境。他并未真正给这个小村带来多少荣耀，相反却带来沉重的负资产，因为他的原因，曾经跟随他走出小村入伍的几位本家兄弟，都在一次次运动中被折腾得死去活来，一位叫李本洲的读书人因为做过他所在部队的文书，被戴上高帽游街示众，“只游了一次，就不堪忍受羞辱，上吊自杀了。”李修祥说，时至今日关于李仙洲的情况，村里知道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这次探访回去之后，李仙洲曾给接待他的曹书记寄回一副对联：“会心今古远，放眼天地宽”。这，或许就是这位抗日名将最深切的人生感喟吧。

　　■延伸阅读

　　女兵传奇

　　有的已当了母亲，有的还缠过足

　　黄埔军校曾培育了一批女军官。

　　1926年2月，有183名女生正式入学，加上南湖学兵团30名女生被并入黄埔军校女生队，女生队从而扩大为213人。她们被编入第六期。

　　黄埔军校女生队中有的是在校大学生，相当一部分是中学生，有的已当了母亲，有的还缠过足。从出身、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来看，大都参差不齐。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敢于冲破封建藩篱，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去。

　　1927年2月12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举行开学典礼。200多名女生，同男生一样，着深灰色军装，紧束着腰带，戴着军帽，打着绑腿，并肩站立。

　　黄埔军校女生队参加了湖北省妇女协会在汉口举行的三八妇女节庆祝会，她们结合收回汉口英国租界的意义，向武汉三镇的市民进行宣传。

　　黄埔军校女生队从建立到结束，虽然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但这在许多女生的人生道路上却是不平常的一段。她们中的不少人如郑梅仙、陈觉吾、廖德璋、盛业煌、邓苏、李蕴瑞、邱继文、王也华等，成为千古不朽的巾帼英烈;胡筠等成为难得的红军女将;如赵一曼等成为著名的抗日英雄。

　　此外，像胡兰畦、曾宪植、危拱之、张瑞华、黄杰、黄静汶等，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从事了军事、政治、妇运等各方面工作，成绩卓著，她们中有不少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还走上了一些部委和全国妇联、中纪委的领导岗位。

　　谢冰莹：

　　女兵作家的《从军日记》

　　这一期的女兵中，还有一位后来成了著名作家，她就是谢冰莹。谢冰莹1921年开始发表作品，在谢冰心、苏雪林、冯沅君等“五四”时期崛起的女作家中，她是小妹妹。而在这些作家中，她的人生和创作道路是最壮美、最坎坷的一位，也是和中国的命运连得最紧密的一位。她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女兵、第一个女兵作家。

　　在军校期间，经过短期训练，谢冰莹和战友们便开往北伐前线与敌人恶战。她的《从军日记》就是在战地写成的，发表于《中央日报》副刊。《从军日记》被林语堂译成英文，茅盾等予以嘉评，谢冰莹由此名声大震。

　　女生队的出现，的确在中国妇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那时封建保守的社会风气，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冲击。这不仅是震惊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创举。黄埔军校女生的英勇大无畏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敬仰。

　　山东黄埔往事——

　　三位将军的峥嵘岁月

　　自1924年黄埔军校创建起，至1949年，山东有2000余名热血青年投考。

　　黄埔系的山东籍将领人数颇为不少，其时有“三李不如一王”的说法，所谓三李，即指李延年、李玉堂、李仙洲，这三人是黄埔一期生。而一王，就是王耀武，为黄埔三期生。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弃资深的三李不用，偏偏派王耀武任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于是有了“三李不如一王”之说。

　　□士齐

　　王耀武：

　　抗日名将的跌宕命运

　　王耀武出身农家，做过店员，打过杂，能吃苦，韧劲足，有勇有谋，善于处世，在商场也长袖善舞，聚财颇丰，有充足实力打理上下关系。这诸多因素相加，或许正是他扶摇直上的原因。1926年毕业时，王尚为少尉排长，10年后便坐上了少将师长宝座，统领千军万马，备受蒋介石赏识。

　　王耀武军旅生涯中最辉煌的部分是在抗战时期，历任七十四军军长、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等职。参加了南京保卫战、万家岭战役、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他的74军被誉为“抗日铁军”。

　　后在内战中74军改为74师，由他原来的部下张灵甫统领。当张灵甫被解放军围困在孟良崮时，他向王耀武最后电话诀别。时任73军参谋长马培基回忆：“王耀武手握话筒，浑身颤抖，泪流满面。”

　　在济南被攻破后，王耀武被华野抄了家，然而只搜出两台拖拉机。王耀武回答说是国外友人送的，等国家太平，回家务农用的。陈毅等人听后，颇为感慨。

　　1959年，王耀武与杜聿明、宋希濂、溥仪等10人获得第一批特赦释放。幸得周恩来的关心，60年代与北京的一位中学女教师共结连理。可惜好景不长，“文革”期间，以王耀武的历史背景，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扣个正着。1968年某日，他被拉去给康泽陪斗，康泽被红卫兵用皮带、棍棒打得半死，王耀武虽然稍好些，也大受惊吓，再加他本来身体就不大好，回家之后高烧数日不退。

　　一代名将就此命休，他的妻子，作为反属备受欺凌，后来不堪迫害而发疯致死。

　　李延年：

　　在济南两度遭逢日军

　　广饶人李延年是“三李”中位置晋升最高的，一度担任兵团司令兼南京江防司令，不过那已经是渡江战役前夕，风雨飘摇之际，这时候担任南京江防司令可不是什么好职务。他是陈诚系的干将，陈的基本部队称为“土木工程系”，土，就是十一师，木，是十八军，工程，就是指的李延年所部的教导第三师攻城旅。

　　1928年，北伐军克服济南，日本悍然出兵山东，企图阻国民革命军北伐大业。蒋介石避开济南绕道北征。李延年时任2师第5团团长，血战48个小时，最后撤出。蒋介石大为赞赏，曾当众说道：李延年见危受命，临难不惧，令人钦佩。

　　李延年从抗战结束后就星光日益黯淡，1945年，接收济南，在大明湖畔山东省图书馆“奎虚书藏”楼举行受降仪式。然而，他对日军过于宽大，而且不收缴日军的武器即放其离防，一时舆论大哗，深以为耻。

　　淮海战役时，李延年以“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官”飞蚌埠设前进指挥所，指挥39军、54军、96军、99军(后改编为第六兵团)。曾与刘汝明第八兵团援救黄维，未成。

　　内战中，李延年并无好的表现，从南京撤退后，他一路狂奔，希望保全六兵团的实力作为资本，但是这种表现无疑也触怒了蒋介石，在他从平潭岛不战撤回台湾之后，立即被捕，遭到军法审判，最后判处了十年徒刑。出狱后，他三餐不继，靠老部下的接济为生，几乎沦为乞丐，竟落到用椒盐水沾馒头充饥的处境。

　　1974年11月，李延年在穷困中长逝。

　　李玉堂：被枪毙的将军

　　李玉堂也是广饶人，北伐胜利后，他升任陆军第3师第8旅旅长，1932年接替陈继承为师长。抗日战争起，该师扩编为第10军，由李玉堂任军长，在抗日战争中转战各地予日寇以重创。受国内及美英盟邦赞誉，日军战史及东京大本营也给予很高评价。

　　长沙之战时，李玉堂在前线一个祠堂指挥战斗，一手持馒头，一手持筷子夹大头菜吃，敌弹飞来，将咸菜碗打碎，李不为所动。李因为守长沙之战，获得青天白日勋章，第十军也名声大噪。解放战争时，李玉堂任海南防卫总部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薛岳)兼第一路军指挥官兼32军军长。32军兵力三万余众。

　　1950年5月1日，海南全岛为解放军解放。国民党军三万余遭歼，六万余人泛海赴台湾。李玉堂抵台后，8月，以“掩护匪谍，知情不报”罪由毛人凤亲往逮捕关押。据传，解放军某部派李刚与李玉堂联系起义，李玉堂留李刚为其上尉副官。又李玉堂曾写亲笔信到香港其妻陈伯兰处，嘱妻及内兄陈石清转呈中共华南最高领导人叶剑英……

　　1951年2月5日，李玉堂和妻陈伯兰在台北被枪决。1983年，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李玉堂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