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的生育特权
超生：从“游击时代”到“特权时代”
近日，张艺谋再婚的消息传得甚嚣尘上。传言中，张艺谋的再婚80后妻子陈婷和三个孩子两男一女住在无锡滨湖区的一高档别墅中。
名人们的生育特权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无独有偶，人大代表李兴浩关于二胎生育指标转赠的建议，成为今年两会排名第二的热门建议。李兴浩提出，可以允许有第二胎合法生育指标的公民自愿转赠指标，高学历者、富裕阶层、公务员等可申请第二胎生育指标。
“只生一个好”是我国实行了2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眼下“二胎政策能否松动”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而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名人与富人的生育特权，其引爆的舆论效应同样让人深思。
一直以来，人们把目光聚焦在贫困农民的超生问题上，像早年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就切中了人们的一种思维模式，认为农民越穷越生，越生越穷。
但是，如果换一种眼光，如果你把目光聚集在富裕阶层的身上，会发现他们也已经成了超生的另外一个群体，他们利用交纳罚款等手段成功地在生育问题上与其他阶层划清了界限。在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面前，一些富裕人士再次通过金钱获得了特权。
“游击时代”的超生是“暗箱作业”，“特权时代”的超生是“明刀明枪”，其顶风作案的底气究竟来自哪里呢?有媒体评论说：“如果金钱成为超生有效的‘护照’，那样的后果只能是一个社会变成了两个社会：一个是穷人的社会，各种权利和自由是镜中月、水中花;一个是富人的社会，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
“儿童权利”得不到保障，就没资格谈“生育权”
提出“儿童时代”概念的著名女权运动领袖玛格丽特多次问道：“父亲先生，孩子可是个珍贵的奢侈品，你确实能够支付得起么?”她提出，要想创建一个“儿童时代”，必须为儿童提供健康的生活条件，不仅仅是在生育前，而必须是在怀孕前就要做这件事情。只有当孩子受到欢迎、邀请、需要时，才该把孩子带到世界上来。
英美派自由主义者经常强调生育权是天赋人权，即使这种权利给自己带来了悲剧后果，那也不容许剥夺。但是他们经常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生育行为从来就不仅仅涉及父母的私人利益，这种行为会给即将出生的孩子带来深远的影响。
生育行为给孩子带来极大的外部性，但孩子却没有任何决策权。在非洲的某些极端贫困地区，一个赤贫家庭依然选择生育6-7个孩子，这对父母给他们孩子带来的负外部性，不亚于一个严重传染病出行患者对健康路人的影响。
即使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生育权也不应该是绝对的。一个有虐待儿童前科的父亲，他的抚养权必须受到限制。如果一个人有严重的遗传病，或者一对父母是近亲结婚，那他们的生育权也应该受到限制。这不是歧视，而是为了避免给未出生的孩子带来痛苦。
“儿童权利”如果得不到充分保障，那就没有资格谈论“生育权”。一个文明社会不应该允许任何一对父母把繁衍甚至是自私的愿望，建立在子孙后代的穷匮和苦难之上。这个问题也反映了“天赋人权”有时同样是一种罪恶。
与其让孩子在这个世界上经受苦难，倒不如给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我们不反对富人生子，反对的是权力被践踏，特权横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换一种视角来看待“儿童权利”和“生育权”之间的矛盾和互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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