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乡二元到城市二元——谁的城市？

　　流浪——注定了成为30年来最“深入人心”的词。从打工妹到城市中产，从农民工到公务员，无数人离开故乡，来到一个陌生的所在。这些漂泊的浮萍，勾勒出一个社会的内涵和外延。□吴越“外来妹”30年

　　流水线上的打工者背景大抵相似：来自农村，高中以下学历，女孩占大多数。在很多工厂里有种说法：一包瓜子就能把女孩“搞掂”。

　　姚雪18岁就离开老家山东菏泽，到深圳打工。她常设想，如果家里知道她在外面的生活，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她指的“事情”是未婚同居。

　　20岁的姚雪和男友在厂外租了间约10平米的小房子。她的男友既是同乡，又是同事。尽管如此，姚雪对两个人最终能否在一起还是没有太大的信心，“只要眼前在一起开心就好”。

　　姚雪的堂姐，两年前和她一起来到深圳，如今嫁到贵州大山里去了：“简直就是人往低处走，我才不会像她那样!”厂里也有玩得很疯狂的女孩子。“她们经常去蹦迪，跳交谊舞。舞场里非常混乱，不过能结识很多在社会上混的人。”自然不乏被老板包养者。

　　通常在生产车间里，如果按劳动数量计发工资的话，这些打工者月收入少的1500-2000元，多的2500元左右。而从事性交易的话，一个晚上很轻松就能赚几百元。

　　上世纪80年代中叶，随着国家用工制度的松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沿海，其中的女性是一个有着鲜明特点的群体。1991年，电视剧《外来妹》播出，轰动全国。

　　近年来外出打工的人群当中，女性比例不断上升。据说每10个农村流动人口中就有4个是女性，其间未婚者占绝大多数。

　　情感危机，尤其是性危机正在侵蚀着很多打工女孩的身体和心灵。

　　在济南市妇幼保健院，前来堕胎的打工女孩越来越多，有专家称：“18岁-24岁占相当大的比例;而这群人尤以外来打工妹最多。”一位21岁的打工妹，前些日子打掉了第7个孩子。“这7次怀孕，有两次还是宫外孕，非常危险。”

　　近日，身为打工妹的作家郑小琼即将出版新书《女工记》，她在前言中写道：“很多时候她们被媒体用一个集体的名字代替，用的是‘们’字，我是这个‘们’中的一员。”

　　中产焦虑症与学区房：“干到45岁就退休，找回信仰”

　　毕业于中文系的吴迪有个梦想：自己办一家文化公司。7年前，他离开工作5年的政府公务员岗位，离开位于济宁的老家，开始创业路。

　　最初，他在山大路附近买了套公寓，改造成办公场所。这两年，业务量增加，用工成本也大增，每月仅工资支出就有10多万元。更大的风险是经营，2008年，吴迪筹资上百万元引进美国某系列动漫片，准备推广到电视台。谁料投资打了水漂儿，“几年的利润赔了大半”。

　　36岁的吴迪自称提前遭遇“中年危机”：企业初具规模，维持下去，已经不易。这些年，妻子和自己并肩奋斗。如今，孩子吴济生已经3岁，为了孩子将来上学，吴迪不得不从城西流浪到大东边，“一租就租了二十年的学区房”。

　　谈及未来，吴迪说：“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他觉得，像他这样“撑不死、饿不着”的小业主，还是“社会关怀”的盲区。

　　2005年，国家统计局曾公布一份调查结论：“6万元～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的标准。”这是“中产阶层”第一次得到这样清晰的数字化界定。

　　“你见过我这样没房没车，不敢生病，老了也不靠谱的中产么?”

　　“有房有车我就中产么?我天天都在焦虑，我精神上严重不中产。”……

　　中产焦虑症在华夏大地普遍蔓延。

　　郑智化在歌曲《中产阶级》中唱道：“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扛着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他多么渴望有一盏“星星点灯”，但是，“现在的一片天，是肮脏的一片天。”在所谓的“物质文明”肆虐的城市街头，喧哗的夜空只有迷蒙的霓虹灯。

　　在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诸生活中，中产阶层的理性常常通过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表现出来。一个失去中产或者中产正在消亡的社会，无论从何种意义上都潜伏着巨大的理性危机。

　　户籍制度变迁：一个村庄的60年流浪记

　　“好像是突然一下子，村庄空了。”70岁的王励勤说。

　　王新村，这个位于鲁西平原的村庄，和中国许许多多村庄一样，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变革。

　　王励勤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上世纪80年代考上大学，毕业后留在济南，二儿子和媳妇也在济南开了一家小餐馆，时常受大儿子接济。所幸，嫁到本村的女儿经常回家，但去年女儿也随着女婿到聊城打工去了。

　　如今，王励勤的家里只剩下他和老伴，另有几只山羊和母鸡和他们相伴。

　　几十年来，让王励勤家族无比骄傲的是他的大哥，那是1960年，大哥顺利参军，吃上“国库粮”，后来提干、转业，退休前做到他们县的工商局长。几十年来，大哥的家几乎成了王新村“驻县城办事处”，村里人有个大事小情都愿意跑去说一声。大哥成了王新村的“精神领袖”。如今，已是济南某国企中层领导的大儿子，继承了大哥的“衣钵”，成了村里的“驻济南办事处”。

　　一波又一波年轻人离开了，城市像一个巨大的口袋，吸收着王新村的精华和糟粕。

　　最近，王励勤做了个决定，他也要走了。二儿媳就要生孩子了，老伴准备去伺候，他一个人在家没意思，还不如和老伴一起去。“明天去卖羊、卖鸡，咱也去‘打工’。”　　1958年，被视为中国人口管理制度的一个分水岭。

　　这一年的1月9日，新中国第一部《户口登记条例》颁布，为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了详细的制度安排。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户籍制度由此建立。在此前的1954年，其实中国公民的迁移自由已经从宪法中被取消。

　　目前，部分农村人口仍然通过考学、参军等途径进入城市，更多的人通过打工的形式离开农村，“男耕女织”的传统生存方式在许多地方已不复存在。

　　但由于受户籍、住房、教育等约束，在城市立足并非易事。由此，农村便形成了一个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体的留守群体。中国农业大学一项针对农村留守人员状况的调查显示，全国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包括2000万留守儿童、2000万留守老人和4700万留守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