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病理学——人民需要什么样的娱乐
无数大腕逃离春晚，无数草根挤进春晚.春晚是个大围城，一出一进，艺术变了，规则和潜规则多了。正如王朔所言：“嗬，非得假装跟人民是同路人，假装关心人民去，招人讨厌嘛。”到底是娱乐人民还是为人民娱乐，春晚是否病入膏肓，春晚的姿态是个大问题。大腕们的集体叛变：逃离体制，并非逃离艺术
“春晚已经是过去式了，自从出来的那一天，就感觉回不去了。”拒绝龙年春晚导演哈文邀请后，陈佩斯坦言。春晚筹备期间，哈文也想让宋丹丹和赵本山的“白云黑土”组合经典重现，可宋丹丹再次婉拒了春晚，之后连赵本山也挥手作别，白云成了浮云，黑土成了浮土。
于是，心力交瘁的本届春晚最红明星哈文也决心作别春晚，回到她该去的地方。
娱乐圈有这么一小部分“奇葩”，他们在各自的艺术领域都是翘楚和“扛霸子”，也都拥有呼风唤雨的号召力，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春晚不感冒。哪怕导演组屈尊降贵屡次“招安”，网民联名公车上书，他们也总是一副“非暴力不合作”的做派：“春晚?Sorry，我才刚上路呢，不太适合。”
其实，逃离春晚本身并非怪现状，有进就有出，不可能一成不变。
逃离是一种姿态，宋丹丹“除非他们拘留我、给我判刑，不然我真的不想去”;朱时茂“过去被央视伤透心了，伤口至今还没有愈合”;郭德纲“我的东西确实不太适合上春晚，一方面我不愿意委曲求全，另一方面我也不能给春晚添乱”。
逃离并不意味着不“德艺双馨”，让艺术的归艺术总还是演员们的梦想。退出春晚后，范伟“希望今后每年春节都能有自己主演的喜剧电影上映，这样观众还是能看到我”。而宋丹丹则依旧活跃在电视上、电影中、话剧里，她还会跳将出来，对一系列社会话题大发评论，活力四射。
陈佩斯的出走之路具有一定代表性。1999年，因与央视的版权官司把脸皮撕破，陈佩斯几乎是一夜之间被各大电视台彻底封杀。商业演出，公司难以维持，陈佩斯夫妇无奈上山种树，脸朝黄土背朝天。2001年，怀揣着种树赚取的30万，陈佩斯改演话剧，第一部舞台喜剧《托儿》，在全国各地连续演出达120场，票房近4000万元，创造了当今话剧界无法超越的神话。2010年，话剧《老宅》再次引起轰动。
艺术评论家殷谦称赞他道，“陈佩斯是幸运的，脱离了某种‘权利’的束缚，反而使他的艺术走向了澄明之境。”
逃离春晚，其实是逃离体制，逃离无所不在的规则，与艺术无关。
春晚话语权：草根阶层的“我要上春晚”
2009年的刘仁喜和马广福，2011年的西单女孩和旭日阳刚，延续春晚的平民路线，今年的草根明星，非朱之文莫属。
拿到上央视龙年春晚的通行证，用朱之文自己的话说是“天大的好事”，“忽然间当头一棒，晕头转向”。
无数的草根明星把上春晚当成最大的追求，他们想方设法要挤进春晚。当然，他们当中也不乏优秀的表演人才。这一点非常类似于钱钟书所喻的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内的人想出来。
曾有人搁下这么一句话：“春晚是泰坦尼克还是贼船，只有上了的人才知道。”话虽如此，每年春晚“集结号”响起时，演艺圈的大多数人还是会削尖了脑袋往里钻——今天谁二审被砍了，明天谁空降候补……但凡跟当年春晚扯上关系的人，多少都有“伸头一刀，缩头一刀”的心理阴影，也正印证了宋丹丹的那句话：“无春晚，不减肥。”
逃离与挤进，两种作派，一样精神，反映了艺人们的两种选择与心态。挤进春晚，表达了普通艺人对理想与信念的执着追求，逃离春晚，反映了明星们对观众和艺术的高度负责。
其实，上春晚谈何容易，一将功成万骨枯，更何况黑幕重重。郭德纲的经典相声《我要上春晚》，经典台词为：“花了5000块钱，见到导演我扭头就走，骗人啊，这哪儿是导演啊，导演都是大胡子2003年春晚导演大胡子赵安爆出受贿丑闻。”他还讽刺导演在安排参演人员时捉襟见肘，群口相声上400人。
2009年春节，川籍“北漂”老孟挑头，“山寨春晚”叫板央视春晚，赔本赚吆喝，让草根一族掺和春晚成了年度最具话题性的一个文化事件。此后，来自民间的自办春晚层出不穷。在北京演出市场打拼多年的策划人石文军宣布要搞一台“反映外地人在京的酸甜苦辣”的“北漂春晚”;而一些小众性质的山寨春晚，如“国学春晚”“老人春晚”“农民春晚”等，也争先恐后破土而出。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没有春晚，创造春晚。草根阶层争夺春晚话语权，让人看到了艺术的真正魅力。
让艺术的归艺术，政治的归政治
审查看起来仍然是春晚的现实压力。一位参加春晚的艺术家把这种制作称为“会议式作品，很难做好”，因为“它不是艺术家纯粹的内心表达”。
小品《今天的幸福》中，曾有一个包袱是“刘(流)哈喇子”，但在审查时被认为太脏，演员们为此想了很多个替代品：冯(缝)裤衩子，甄(真)缺心眼，邓(瞪)瞪眼珠子……蔡明的小品《天网恢恢》中，有一个用砖头拍脑袋的细节也被认为“太血腥”，最后把砖头改成了面包，为此特别设计了一个拍完脑袋后吃面包的细节。
这些密密麻麻的禁忌是在过去30年慢慢积累下来的，形成了对这台晚会创造力的层层捆绑，但它们可能只代表部分真实。
“开心麻花”是目前市场上最受年轻人欢迎的喜剧演出团体，创始人张晨讲了一个故事：“我们去一个直辖市演出《索马里海盗》，朋友请了市长来看戏。我当时对朋友说，我的剧是演给市场看的，不是给市长看的。但看完后，市长却说挺好，看到台下观众这么乐，他也觉得挺开心。”
这个故事或许说明，文艺狭窄的表达空间，一方面来自历年积累的真实禁忌，一方面还有臆想的自我审查。春晚30年，达成了两种属性：它挟巨大的影响力成为新民俗，又是国家政治文化生态的艺术表达。春晚的每一面，都映射着国家的某一部分。当说到经济时，它成了国企;当说到为人民娱乐服务时，它成了行政单位。
当我们在抱怨语言节目越来越不可乐时，背后的症结可以引申到我们的教育体制——戏剧教育与时代需求的脱节;当我们抱怨这台晚会的审查和僵化时，我们也参与了审查——各种口味的广大观众对节目的想象和演绎，同样也在干扰春晚的创作和呈现。
我们以个人的微小情感来衡量，对抗这台晚会的宏大正确，这种以小搏大的对立，因为互联网对个人话语权的解放，而成为一场极易感染，却又诉求各异的骂战。春晚的功勋演员赵本山是这种民间混乱情绪的代表。他连续多年蝉联“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第一名，也是民选“最不希望看见的春晚面孔”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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