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百年贞节史
宗族、阶级和社会结构——
“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从班昭《女诫》中对禁止寡妇再嫁的赞赏开始，士大夫阶层的旌表节妇制度成为精英话语权，而到了明清，普遍贞节观念已经成为一种“宗教”，中国的县志记载中，妇女贞节是当地荣誉的象征——那些追念她们的祠庙，她们的临终之所，都构成了女性历史的群体记忆。
皇权下的旌表节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有人问宋代大儒程颢，如果一个女人死了丈夫，若不改嫁就无法生活，就得饿死，该怎么办?程颢回答“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其实，在很长时间内，一整套关于贞节的话语，并未对实际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女子改嫁直到宋代还颇为流行，范仲淹母亲便改嫁到山东。这一情况直至11世纪才发生改变。当时有一些新儒家，特别是周敦颐和程颐，提出了一系列影响后世的理论，“节”对于女子的重要性超乎寻常。
明代，朝廷第一次发布了关于旌表节妇的详细制度条例。这些节妇同孝子贤孙、义士及死于反抗强暴的烈女一样被挑选出来，成为一种特殊的荣誉。此外，在明律之下，节妇为户主的家庭可以免征徭役。
清代，对妇女贞节问题的关心开始成为一种真正的信仰。由最高统治者皇帝亲手书写的旌表，会被安放在千万家声称有节妇的家族的门楣上。此外，甄选出来的节妇的名字，会被刻在牌坊上，或安放在县治的庙宇中。
去年7月，青岛城阳区院后社区在拆迁时，发掘出一块清朝光绪皇帝亲自表彰的“贞节碑”。200多字的碑文大意是：纪氏19岁时嫁给周朝祯，8年后，周朝祯病亡，纪氏没有再嫁，一直到90多岁才亡故，此时膝下已是儿孙满堂。光绪帝得知此事后下圣旨表彰。
一直以来，诸多儒家经典皆鼓励寡妇守节，但地方史志里关于节妇的传记直到18世纪才剧增。在此之前，尽管贞节女子常在地方志的烈女部分被赞誉，但多是因为她们在面临强暴的威胁时自杀，或者殉夫而死。相比而言，清代地方志中关于节妇的详细传记，以及长串的节妇名字，迅速增至数百乃至数千。这些节妇拒绝在家，但也很少自杀，相反，是将自己的一生忠心地奉献给了夫家。
于是，代表精英阶层话语权的女性守节制度全面开花，融入到各个阶层的方方面面，成为社会秩序的一大组成部分。
中国的县志中有丰富的女性资料，它们清晰地表明，妇女的贞节是当地荣誉的象征。自杀妇女的故事，那些追念她们的祠庙，她们的临终之所，最后关头所发出来的坚贞之辞，都构成了人们向外部世界展示家乡道德风尚的重要部分。
从班昭到潘金莲：寡妇们的灵肉群像
《礼记》有一句话“寡妇不夜哭”，从明清众多文献对列女的记载中，可以发现，当时绝大多数的寡妇，年龄在14至30岁之间。这一年龄段正是女性情感的旺盛期，也是性需求的强烈期。但是，寡妇们被迫只能望“性”兴叹，这是对她们正常人格的形成和发展是一种摧残。
清朝有一位“高节妇”，17岁时开始守寡，守到96岁而死，79年中28800多个日日夜夜的滋味，任何超常的想象力都难以体会。
有的寡妇为了抑制自己的情欲，不惜自残身体。即使是念佛，即使是忘我劳作，也总有停歇的时候，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怎么办?因此民间有句歇后语“半夜里的寡妇——难过”。
清人青城子《志异续编》卷3载：某节妇，少年矢志守节，每天晚上关门后，家人总能听到铜钱掉在地上的声音，天亮后，地上并不见钱。后来这女子年寿已高，临终时，从枕畔拿出百枚铜钱，“光亮如镜”。她指着钱对儿媳说，这就是助我一生守节的工具了。原来，她每于夜间熄灯后，将百枚铜钱撒于地上，一枚一枚地摸索寻找，直到全部找到，自己也已身心疲惫，这才上床休息。“历今六十余年，无愧于心，故为尔等言之。”
于是，所有灵和肉的念想便在劳累中化为乌有。
有的寡妇守寡后，不愿走出家门一步，尽量减少与外界的交流，特别是与异性的接触。《明史·烈女》记载道，如却县李胡氏25岁守寡，发誓终身不出家门。一天邻家起火，大火烧到她家，家人赶紧过来救她，她却把7岁男孩从门口交给嫂子，然后“抱三岁女端坐火中死”，宁死也不出家门。
还有的寡妇，忍受不了寂寞，渴望再嫁，但是，这是社会所不容许的。如明景泰年间，河北有寡妇“不安于室”，试图再嫁，其家族以此为耻，族长率领族人“合群以殴杀之”。
为极力克制性欲的渴求，有的寡妇还会以截发、断指、自杀等自残方式来设法排解心理与生理的苦痛。但是，也有的克制不了，从而采取自慰、通奸、改嫁等实现生理上的满足，例如《金瓶梅》中的潘金莲。
难耐孤苦，有人开始写书。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汉代的班昭，她14岁嫁给同郡曹世叔为妻，不久即守寡，不曾改嫁，作《女诫》7篇，劝诫女性如何做一个好女人，一直以来大受男人追捧。
清初王相的母亲刘氏，守寡几十年，写出了《女范捷录》共11篇，对女性的言行进行规范。王相把他母亲的这一部《女范捷录》和《女诫》、《女论语》、《内训》三书合订一起，命之为《女四书》，至民国初年，几乎每一个读书的女子启蒙时都读过。
民国娜拉出走之后
早在明清之交，便有人开始批判传统的女性守贞制度。17世纪，当张伯行编辑新版朱熹《近思录》时，便删掉了讨论程颐反对妇女再嫁的一条。
五四时期，刘半农给女人造了一个“她”字，“教我如何不想她”，让女人在文字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鲁迅写了《我之节烈观》，对“吃人”的道德法式进行了透彻的戳穿和批判。他说“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1918年6月《娜拉》发表。1919年3月，胡适戏仿《娜拉》的独幕剧本《终身大事》发表。《终身大事》，叙述了一个中国娜拉为争取婚姻自主离家出走的故事。《终身大事》发表之时，因女主角跟人跑了，没人敢演这出剧。但数月之后五四运动发生，《终身大事》却迅速成为各地学生社团上演的热门剧目。而几年后，举国上下，到处都有出走的娜拉。
1923年12月，鲁迅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做了《娜拉出走怎样》的著名演讲，在这场讲演中，他清醒地提出了“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的命题。
1920年代初，新文化运动出现离婚自由思潮。由于离婚的“原告”几乎都是那些外出读书或就业的男子，离婚的“被告”，就是宗法制家庭中的儿媳妇，她们往往无知无识，缺乏独立谋生的能力，对这些无助女子而言，离婚即被弃。
庐隐小说“人生究竟”的空洞呐喊，借用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的话说，“五四新女性是从神话中产生出来的一代，也是没有神话庇护的一代。”
而后，宣扬女性出走的言论逐渐回归到宣扬“女性回家”，回归家庭，仍然是女性们最终无可奈何的归宿。
值得思考的是，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一大批五四干将，力挺女权，而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父亲早亡，母亲守节一生。“寡母抚孤”成为民国时期精英阶层的独特现象，寡母对于这些名士的培养，具有独到之处。■相关链接单县：贞节牌坊里的女性血泪 鲁西南古城单县，因其历史上牌坊众多且美轮美奂而闻名遐迩，故此，也留下“牌坊城”的美名。当人们驻足抬头凝望那气势雄伟的节孝牌坊时，是否还能想起那些牌坊下的女人“谙尽孤眠滋味”的悲凉?
据民国《单县志》记载，从宋代到清末，单县建百余座节孝牌坊。民国末年仍存有牌坊34座。这些牌坊大都在文革时被毁，劫后余生的两座牌坊，一座是百狮坊，一座是百寿坊。
百狮坊为赠文林郎张蒲妻朱氏而立，相传朱氏是为丈夫冲喜嫁到张家，新婚之夜，丈夫因病情加重而一命呜呼。朱氏一心恪守妇道，不几日，朱氏便也自寻了短见，随夫而去。乾隆帝为表彰朱氏殉夫的节烈，命张家为其建立贞节牌坊，以作典范。
百寿坊建于乾隆三十年，是为翰林院孔目赠儒林郎朱叔琪妾孔氏所建。据说，朱叔琪妾为曲阜孔家女子，嫁给位卑官小的朱叔琪后，不几年，朱叔琪便撒手人寰，孔氏方才26岁。此后，孔氏守寡几十载，含辛茹苦，抚子成才。死后，由乾隆建坊旌表，皇四子履郡颙亲自题诗并镌刻于坊额上：“布衣蔬食度生平，喜看庭芝渐次成，月冷黄昏霜满地，穗帷遥出读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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