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济南诗人的乌托邦

　　十几年前，有人高呼“饿死诗人”，诗歌成为标志“有闲”的小众奢侈品。十几年后，凭吊徐志摩仍然是济南很多诗人每年都要完成的一个仪式。于他们而言，诗是一种宗教。

　　11月的长清凭吊：不死的徐志摩

　　凭吊徐志摩是济南很多诗人每年都要完成的一个任务。

　　1931年11月19日，诗人徐志摩因乘坐的飞机在济南长清开山坠落而遇难，从此一代诗魂永远留在了这里。今年恰值徐志摩遇难80周年，很多人赶往被叫做开山(实为北大山)的徐志摩遇难地凭吊。

　　1923年夏天，25岁的徐志摩第一次来济南，夜游大明湖，“卧在船上仰看疏星朗月”(王统照语)。翌年，他和林徽因一起陪同印度诗人泰戈尔再次来到济南。泰戈尔演讲完，徐志摩朗诵了他给林徽因写的一首诗《你走》。

　　被称为“中国的布尔乔亚”的徐志摩，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属于有闲阶级的品味第一次在他那儿得到最彻底的发扬。

　　可以这样说，凭吊徐志摩，并非因为他的诗歌，而是因为他的生活。

　　11月18日，天气阴冷，伴有小雨。人们来到济南长清，攀上山去，在徐志摩遇难地献上鲜花，朗诵徐志摩经典诗歌。同行的山东大学教授耿建华赋诗道：“纵风雪经年，青春梦去，更赋深情。小曼音容仍在，徽因美、冷雾无声。”

　　站在荒野，与“志摩哥哥”为伴，无关乎柴米油盐，在诗情和散淡的心绪之下，人们似乎找到了一种遥远的状态。

　　穷困潦倒与诗意挣扎

　　去年以来，定居北京宋庄的诗人何路引起广泛关注。这个“偏重于精神追求在穷困潦倒中仍坚持文学创作”的诗人，触发了人们对诗歌的重新思考。

　　何路因为诗歌而贫穷，因为贫穷而饥饿。他自称已经为诗歌坚守了17年，而其中的16年，他都在挨饿。朋友说他“从圆明园画家村一路到宋庄，仍在携诗走天涯。50几岁的人啦，一提起他的诗，顿时目光炯炯。”

　　而在济南，类似何路，一边在房价和车水马龙的欲望之中挣扎，一边独守着心灵的宁静，这样的人同样显得异乎寻常。

　　几年来，80后诗人南庄的出租屋一直是朋友们聚会的场所。大学毕业，家在外地，创业开端，南庄不像很多中年诗人，避谈物质，陷入精神的空虚，他一边追求物质，一边追求精神。

　　“诗仅仅只是精神的需求，诗人不是职业。”相对于大多数同龄人，南庄承认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同，同样为了房子和妻子努力工作，同样关注房市、车市，同样柴米油盐。诗歌仅仅只是他和朋友交往的一种方式。

　　“很多以前从未见过的人，仅仅只是因为诗歌，来到济南，来到我这里，我们喝酒，互相砥砺。”诗歌成了他积累人脉，扩大生活圈的最直接的方式，“因为诗人大都单纯，交往起来也容易，看一个人的好坏，看他的诗就行了。”

　　他也去开山祭奠徐志摩，也参加诗歌活动，不过很多时候只是一个倾听者。“倾听平时生活中听不到的声音，也是一种享受”。

　　诗人们的“清谈运动”

　　每周五下午，魏东建焚起香炉，泡一壶好茶，朋友们从济南的各个角落来到他的茶室，各自落座，新的一期沙龙便这样开始了。

　　这一次讨论的话题是“我们看见”，在一幅摄影作品面前，诗人们各抒己见，或用诗歌，或用绘画，或者干脆以手舞足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一幅摄影作品，打开了诗人们的心扉，“讨论无关乎生计，只在风月。”没有什么物质的指向，仅仅只是讨论。

　　去年夏天，“北漂”魏东建回到济南，开启了他的洞见文化沙龙。“随着夏天到来，洞见文化沙龙在济南起步，正如不少朋友说的那样：这是一个上风上水的好地方。夏天的济南是个火炉，每一次从外面灼人的热浪中走进洞见，明净的氛围立马就能叫人悦目清心。”作家华爱丁说。

　　诗歌之外，魏东建开展古琴、香道、茶道培训，“这是收入来源，虽然受众比较少，远未形成真正的市场，但这些行业都与诗有着相通之处。”

　　“在过去，诗仅仅只是绘画、弹琴等愉悦心灵的方式之一种。”物质的富足，反而让人精神空虚。“物质生活越残酷，反而病的时候更像真实的自己，把自己的病态表现出来，也是表达心灵的方式。”

　　诗人王松是洞见文化沙龙的常客，和几乎所有诗人朋友类似，王松有着他的双重身份，他有自己的商务公司，做出国劳务，这个身份足以糊口，然后他把剩余的身份给了诗歌。

　　王松脑中经常浮现出这样一幅儿时的画面：他坐在母亲的手推车里，经过大街上匆匆的人群，这时他看见了父亲的身影——人群深处，父亲正在接受批判。他感觉到整个世界所有的都是丑恶的，只有母亲的怀抱是温暖的。母亲成为他唯一需要皈依的精神故乡。

　　如今母亲去世了，精神故乡没有了。社会的病态一览无余，诗歌成为他寻找故乡的方式。朋友给他送了个外号“二傻子”，他欣然接受——“二”是诗人最好的状态。

　　“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几乎都是‘人格分裂’，有山大教授，还有政府公务员，不缺乏物质，缺的是精神。”魏东建说，“于是聚会和讨论便成为寄托精神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