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珍珠泉到八大关，现代化与历史断代

　　清末之后，从珍珠泉发出的号令，遭遇来自海上的强势反弹，前所未有。在现代化的探索与抉择中，是力量的此消彼长，以及不同模式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袁世凯、周馥、孙宝琦……最后的自救运动

　　1902年，深夜，济南珍珠泉巡抚大院。

　　刚刚到任的山东巡抚周馥，一个人来回踱步的身影被月光拖得很长，他一天比一天严峻的表情让属下感到迷惑，纷纷猜测有什么大事情将要发生。

　　一场流行于8、9月份的霍乱被平息后，周馥终于做出决定，开始了山东最高行政长官的首次青岛之行。他坐着小船，顺小清河而下，到了羊角沟，然后到了烟台，最终登陆青岛。

　　考察山东近代史，1902年的周馥青岛之行应该浓墨重彩，从此开始，青岛和济南——日后山东最重要的两个城市开始了最初的沟通。

　　在济南，周馥继续了袁世凯的新政，其中包括修整大运河和小清河的工程，来改善山东的基础设施，使之可以与青岛海港和胶济铁路抗衡。

　　他应该知道，几年前袁世凯与德国人纠缠时的种种麻烦。然而对他来说，沟通的压力迫在眉睫，他不能容忍对几百公里之外的一个迅速发展的德国占领区保持长久的无知。前往青岛的目的，即试图“亲眼看一看当地的境况”。

　　时任胶澳总督特鲁泊闻后颇感意外，在致德海军部国务秘书蒂尔皮茨的函中说，这是一个“几乎无法令人相信的愿望”。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张汝梅、毓贤和袁世凯三位前任都不曾到胶澳租借地访问。

　　可想而知，特鲁泊是如何热情款待这位极具传统根底且不乏世界眼光的人物的，不久之后还到济南府做了回访。

　　回视1902年，在青岛汇泉湾畔的总督临时官邸，周馥向特鲁泊阐明了维护中国居民尊严和华商利益的要求。木屋桁架上那个斜交十字形桁架引起了他的反感，他告诉德国人这是一个不吉符号，教给他们一些中国民俗常识。

　　对于周馥来说，1902年的青岛之行是不寻常的，很可能触发了他对往年洋务生涯的反思。作为一省的主政者，如何适应近代化与城市化的历史趋势，的确不是一个小问题。1904年5月1日，也就是胶济铁路正式开通的前一个月，周馥和他的前任、时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一起，联名上奏朝廷，请求批准济南、周村、潍县三地自开商埠。

　　按照周馥的见解，在德国管理的青岛，中国居民的事务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周馥曾对特鲁泊说：“即使青岛已被租借给德国，它仍属于山东地盘”。后来的事实证明，周馥的态度，在青岛的中国居民和商人中间，有广泛的支持。特鲁泊1909年曾总结说，租借地中的中国居民把济南当局视为自己的代表，并且与它进行密切合作。

　　在周馥之后，山东重要地方官员访问青岛逐渐形成了惯例。而德国方面去济南的访问，也慢慢增多了。在以后的5年中间，维多利亚海湾旁边的总督私邸，成为了山东地方官员们熟悉的一个地方。

　　山东巡抚与胶澳总督持续10年的文化与非文化对话由此展开，继任巡抚杨士骧、袁树勋和孙宝琦均有青岛之行。当然，他们不必像周馥那样长途跋涉，在小清河里慢悠悠欣赏沿途风景，胶济铁路的畅通使济南和青岛之间的联系大为密切。

　　现代化与中心转移

　　外来文明和本土自省，青岛模式和济南模式，殖民与反殖民，100年来一直是一个值得好好思考的问题。

　　人们不会否定，德意志的坚船利炮是如何在这个老大帝国不起眼的渔村里造起了一座现代化城市;也不会否定，自开商埠的济南是如何在摸索中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道路，青岛已然崛起，济南依旧是济南，没有和保定、开封等城市一道在现代化大潮中落伍。

　　19世纪末开始，珍珠泉——山东理所当然的权力中心，焦躁、急切、纠结的目光便盯上了远在海边的青岛。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权力中心之外，山东开始有了另一个与以前全然不同的中心。

　　直到此时，这个临海的大省，才真正认识到海的重要。

　　以济南对抗青岛，以大陆对抗海洋，也成为当时主政者抵御外来侵略的措施。

　　美国女传教士普鲁伊特后来回忆道：“在1897年秋天阴沉的天气里，……外国人在胶州湾建设港口的确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这对某些人意味着机遇。技术熟练的工匠因工作稳定和收入可观而纷纷聚向那里。青岛的德国街区因为市民清洁、设施讲究、政府高效以及建筑漂亮，很快变得受人关注。那里也成为追求高收入与稳定经营者们的‘朝圣之地’，而不必忍受中国独裁政府为所欲为的压力。”

　　普鲁伊特继续写道：“我们培养的厨师去青岛赚了大钱。还有一些男孩子向我们学习怎样洗衣服与熨烫，他们要到那里去开洗衣店。学校的男生凭借他们的一点积蓄使用英语来做买卖，有些人以后在那里开始了成功商人的生涯。他们的盈利远大于原来所希望的，却从未听到过他们对德国强占领土表示不满。他们是这一事件的‘受益者’。”

　　“青岛的发展相当迅速，包括建设通向省城的铁路以及来往不断的轮船，都有利于当地的繁荣。它们给山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贸易、财富和商机。”

　　此时的济南显得沉闷而了无生气。济南虽称作城市，但大体上还是有城无市，每年的贸易额仅有数百万两，经济地位远在周村、潍县、济宁这些小城市之后。

　　一切源于一条铁路。

　　1897年9月23日，青岛，第一块枕木朝着济南方向铺到了路基上。之后，铁路所到之处，无论是《红高粱》中民众的强烈反抗，还是眼界大开，铁路就像一把尖刀，直插入山东的内脏。直到7年后的1904年6月1日，一声尖锐的汽笛划破了岛城的宁静，青岛通往济南府的胶济铁路全线通车。从此，这个“钢铁怪物”改变了它所连接的两个城市。

　　汽笛长鸣，济南、青岛，以及铁路沿途诸多市镇“再无宁日”。

　　某种程度上说，青岛送给济南两个礼物，一个是开埠，一个便是铁路。德国式的现代化城市就摆在眼前，如今，国人终于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式自行建设第一座现代化城市了。

　　太多的资料证明，开埠拯救了济南。

　　韩复榘和沈鸿烈的城市改造

　　一份1949年的中国城市人口排名，青岛以76万人排在第8位，济南以59万人排在第15位。民国时期，中国三大经济中心“上青天”，青岛独树一帜。

　　从1898年到1914年，青岛用了16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了早期的城市化进程。但是，青岛和济南，代表不同类型的城市现代化模式，究竟对后世有着怎样的影响?

　　罗兹·墨菲在他1953年的专著《上海：当代中国的钥匙》中，曾暗示中国的通商口岸，代表着中国现代化的未来发展，与其他大多数关注现代中国城市变化的学者一样，墨菲也把通商口岸看作一种中国城市化新兴形式的代表。

　　另一种观点则不这样认为。

　　《中国的城市变迁：1890-1949年山东济南的政治和发展》作者、美国人鲍德威在谈到济南和青岛的区别时说：“青岛是德国人在山东半岛建立的一个通商口岸。我不是寻找一个中国城市的最佳代表，我是试图寻找一个具备最佳潜能，以实现西方工业城市发展的城市。而首先涌入我脑海的，便是济南。”

　　“在20世纪前期，济南还是一个主要的行政管理城市，作为政治活动的中心，它也具备了完美的特色。但具备同样特点的通商口岸城市，只有寥寥几个，如福州、广州、长沙。而与上海、天津以及其他大多数通商口岸城市不同的是，济南是一座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自身努力建设城市的代表。”

　　济南和青岛现代化进程中，绕不开两个人物，一个是当时的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一个是青岛特别市市长沈鸿烈。

　　韩复榘主政济南7年，济南面貌较之前大为改观。鲍德威写道：“最引人注目的公共事业，是对在济南‘五三事变’中被破坏的城门的拆移。铺好的机动车道从城门口穿过，改善了入城条件，城内主干道路面也铺设完毕。1930年后，大型投资项目不再由买办资本家和官僚资本家所涉足，而是改由政府来接管经营。”

　　抗战胜利青岛光复后第一任市长李先良曾回忆说，“我国(从日本手中)收回青岛之日期虽为1922年12月10日，但空有其名，实际接收青岛土地与主权，应自沈氏于1931年12月16日就职时开始。”

　　沈鸿烈在青岛实施的是一套长远的、整体的发展思路，在德占日据时代留下的现代化城市硬件基础上，启动了同样重要的软件基础建设，不仅功在当时，而且影响深远。

　　日军侵华，沈鸿烈将众多日商厂房机器悉数炸毁，于1937年12月31日撤离青岛。第二年1月，接替被蒋介石枪决的韩复榘，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一个丢了济南，一个丢了青岛，韩复榘和沈鸿烈的人生命运，因为两个城市，大相径庭。

　　从青岛到济南，现代化进程在一次次政治变乱中出现断层。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一切还在进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