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黄报告

　　去年以来，东莞因其“性都”的“别名”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今年4月27日，东莞市委书记在微博上回应网友质疑。而这个月，恰值“天上人间”被查一周年，我们再回过头去审视中国禁黄历程，让人感慨。

　　托尔斯泰说：“可怕的情欲是人体的一种疾病。”恩格斯虽然明确指出：卖淫是私有制和剥削的必然产物。但是他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更加强调了妓女是“一夫一妻制的必要补充”这个论点。

　　什么是黄?什么是色情?我们该如何定义?色情业作为民众一定程度上的生理和心理发泄口，有没有其合理性?色情产业与情色文化的本质区别在哪儿?在目前中国卖淫非法的形势下，这一灰色地带如何进行有效管理?

　　卖淫：高压下的蠢蠢欲动

　　公安部的数据表明，1984年查获的卖淫嫖娼人数是6千，1989年是10万，1999年达45万，被查处的人数直线上升，但查获率是1%还是10%，很难说。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撰文预测中国经济时指出：“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相当于一万多亿人民币，这种肉体积累是世界历史上除日本之外绝无仅有的现象。”

　　在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主持的对华北13个区域970余名小姐的调查中发现，一半以上的卖淫女是结过婚的，还有1/3的卖淫女是有孩子的母亲，所有受调查者中，90%以上是因为家庭贫困而卖淫的。在那些卖淫的妻子和母亲中，卖淫多是为维持家用，部分丈夫与家人也是知情的。

　　更为极端的是，在潘绥铭教授的调查中，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丈夫带着妻子去卖淫，哥哥带着妹妹去卖淫，甚至父母带着女儿去卖淫的情形。

　　潘绥铭还指出，他的调查中所说的“贫困”，不是指“绝对贫困”，而是指“相对贫困”，即这种贫困是贫富差距之下的贫困。很多人认为，要真正地弥合这种断裂，打工是远远办不到的，那惟一剩下的资本就只有年轻的身体了。

　　在现阶段，我国政府视色情业为非法行业，妇女卖淫为违法活动。然而有组织的和零星自发的色情交易从未真正杜绝过。因此，动用部分公共资源以扫除屡禁不止的地下色情交易，通常称之为“扫黄”，便成为当前政府一项重要的公共决策。

　　2009年10月28日晚，郑州市公安局开展打击涉黄专项行动。在对此次行动的报道中，有一组新闻图片在网上发布，立即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其中争议最大的一张图片为：一光头男子揪住全身赤裸的“小姐”头发，抑着头的“小姐”一脸惶恐，双手抱在胸前跪在地上，而衣服就在她身旁。现场还有一名“嫖客”同样全身赤裸，背对镜头坐在地上。

　　有人质问：“看看这个光头的行为，这女的是杀人犯?有必要这样对待一个女人吗?”

　　无独有偶，几年前，深圳警方公开处理卖淫女嫖客，引起一片质疑。山东律师姚建国上书全国人大质疑：“今天卖淫女，明天可能是我们。”

　　色情产业与情色文化的本质区别

　　1949年11月21日晚，200多辆摩托车和50多辆吉普车，驶向具有数百年烟花史的北京南城八大胡同。公安干部把各妓院的老板们召集起来，向他们宣布：从现在起，妓院被封闭了。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扫黄行动。在北京，224家妓院一夜间全部封闭，1290多名妓女得到解放。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严禁卖淫嫖娼，卖淫业曾一度禁绝，以钱换性几近绝迹。改革开放以前没有职业妓女，那时候国人改变居住地、改换职业或调动工作，必须由官方统一调度，城乡居民没有自由择业的权利，没有到异地定居、谋生的自由，职业娼妓便无从产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80年代之后卖淫现象的死灰复燃，正是社会进步和人权改善的一个副产品。

　　时光回溯到公元645年，齐国宰相管仲正式设立国营妓院，这是中国设公娼之始，以致后来管仲一度被奉为色情业的始祖，各妓院设其牌位供奉。

　　明建文帝的兵部尚书铁铉，在燕王朱棣起兵时守济南，朱棣继帝位后不屈被杀，家属发落到教坊为娼。铁铉的两个女儿誓不受辱，后来，被赦放出娼门。姐妹俩各有诗作，其中有：“骨肉伤残旧业荒，此身何忍去归娼。涕垂王筋辞官舍，步蹴金莲人教坊。览镜自怜倾国貌，向人羞学倚门妆。春来雨露深如海，嫁得陶郎胜阮郎。”

　　中国妓女见于记载的历史已有3000多年，她们作为一个专为适应男人声色之需而延续存在的社会群体，既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也给文明社会以一定的腐蚀和污染。

　　明朝时南京的妓院有著名的“十六楼”，秦淮河上桨声灯影，锦绣辉煌。山东的临清据《金瓶梅》上说，“有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山西大同的青楼生意不景气时，注册的人数还有2000之多。

　　到了清朝，青楼已成了完全的私妓的天下，妓女们不再努力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嫖客们也根本不懂真正的风情。北京的“八大胡同”，代表着传统青楼的日见没落。而南方的上海和广州，则开始出现西方式的或中西混血的青楼现象。

　　今有天上人间，古有八大胡同，北京的风流宝地自古繁盛。赛金花和小凤仙，是八大胡同最有名的两位名妓。前者不让须眉，如羊脂球般拯救中华，后者与蔡锷的风流韵事，至今流传。

　　即便如此，古代的社会管理者总要千方百计地防止低层女性由于“贪图享受”而自投娼门。因为这样的女性一多，娶不到媳妇的男人也就必然更多，甚至“玩物丧志”沉迷于妓院的男人也会更多。历朝历代都有很多针对娼妓的“就业资格审查”，绝不是谁想干就能干;而且“逼良为娼”一直是重罪，一直被严惩不贷。

　　色情与情色，字面上看并无多大区别，但发展起来却南辕北辙，前者体现的是唯利驱动与短期利益，而后者却有着文化价值追求与可持续发展性。

　　道德的“罪”与“罚”

　　娼妓历来是身份地位最低的下等人，在三教九流、七十二行的序列里没有她们的席位，长期受到正统社会的“合法”歧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娼妓?是什么利益使得她们宁愿放弃人格尊严、宁愿忍受社会歧视?我们该怎样对待她们?黄色产业与我们这个时代有着怎样的关系?

　　“‘卖淫非罪化’就是说把它作为一个道德问题来处理，在两个成年人之间自愿的一种交易行为，不管有没有钱参加进来，我们不认为它为罪，但是我们从道德的角度要谴责它。”李银河说，“完全让它非法化、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先例是没有的，它会转入地下。一味打击会导致黑社会插足、警察腐败等社会问题。现在大家应该坐下来讨论一下怎么治理，找到一个效果最好的办法，而不能感情用事，把他们都抓起来。”

　　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要是分层次的，由低到高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生理的需要，是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尽管在人类历史的漫长岁月里，娼妓业遭到过无数次严厉的、无情的整肃，然而，各种努力始终没有成功或者说收效甚微。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娼妓制度的历史源远流长。

　　其实，妓女也分很多种。有的是迫于生计而去做妓女;有的是好吃懒做贪图享乐而去做妓女，这在现代社会比比皆是;有的是在身体荷尔蒙的驱动下去做妓女。

　　从某种程度上说，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妓女都是一个弱势群体。她们往往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和帮助，没有固定安全的住所，随时都可能受到嫖客的虐待，随时都会成为男人的袭击目标而断送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