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从“黄金时代”到“黑铁时代”

　　狄更斯有句话已被用到滥俗：“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从上世纪８０年代的国家“包养”，到如今的“自谋生路”，大学生的身份渐渐退去光环，完成了向普通劳动者的转变。严峻的就业形势，早已不适合市场需求的专业设置，一批又一批流水线上下来的大学毕业生，理想主义——这个曾经专属大学校园的名词在严酷的现实重压之下无奈远去。如今，很多大学生的喟叹是：“活得好辛苦！”

　　个体推动着历史，又被历史裹挟。“这个坡是向上的，我们别无选择。”但尚不确定的是，前路，我们是否真的已看清楚。

黄金时代：“国家干部”毕业于“１９８５”

　　济南经十路的文博写字楼上，出版社云集，已在这里工作多年的邹静山是山东某重点高校中文系８２级学生，他至今仍然记得他那一届毕业时候的情景。全系同届有６３名学生，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当时炙手可热，就业对他们来说，从来都不是问题。

　　１９８０年代是一个单纯且怀揣梦想的时代，读读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句，便能获得心灵最直接的温暖和抚慰，而“理想”一词，还在大学生的字典里闪闪发光。他们被崇高的使命感激励着，踌躇满志，渴望建功立业。国家“包养”的体制也让他们终身有靠，从而不用太多考虑形而下的苦恼。

　　１９８５年之前，我国的高校招生一直采用“单轨制”，由国家统一下达招生计划、统一招生，大学生除了可以公费读书外，每月还能领到数十元助学金，基本能够支付自己在校的日常开支。相应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也采取“统包统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高校毕业生就业“由国家包下来分配工作，负责到底”，“统筹安排、集中使用、保证重点、照顾一般”，享受国家干部待遇。换句话说，只要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接受了国家的“包养”，捧上“铁饭碗”。

　　和如今相反，邹静山们每个人都有５、６个工作可以选择，给单位打电话，有求职意向，对方一般相当热情，甚至连推诿的“考虑考虑”都不会有。虽然从理论上说，当时毕业生并无自由选择空间，要完全服从国家的安排，但实际上，一流学府的毕业生大多可以根据自己的志向和爱好主动联系用人单位。

　　如今，邹静山的同学大多是国内一流媒体、出版社的负责人，在全国有影响的不在少数，当然，也有在相对宽松的环境里潜心学术，成为大家的学者。

　　邹静山说，当时中文系毕业生心目中理想的职业依次是：媒体、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对于大多数怀揣着文学梦，希望在专业领域内有所作为的热血青年们来说，其理想程度依次递减。所以，如今绝对令毕业生们趋之若鹜的去国家公务机关担任公务员的就业机会，对当年的邹静山和他的同学并没有特别的吸引力。

　　在这家出版社，“国家干部”邹静山的起始工资级别是２３级，领到的第一笔工资有５０多元，一年以后转正，工资涨到了８０元左右。刚去时，出版社在一个工厂的招待所里包了几个双人间，免费提供给新分来的大学生暂住。不到半年，又给他在一套三室一厅的宿舍中分了个带阳台的房间。没有居住成本，邹静山不但养活自己绰绰有余，而且每月至少可以存下一半工资，寄给在老家的母亲。对于他们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几年后成家的时候，只要领了结婚证，就可以申请分一套两室一厅的公房，每个月只需象征性地付点租金。

　　“消费”这个词之于他们是陌生和隔膜的，一无动力，二无能力，三无市场，单纯的生活同时也意味着较小的压力。

    
白银时代：变化，始于１９８７

　　１９８７年，是大学毕业分配制度的一个转折。那一年，首次出现大学生被接收单位退回的现象。经过两年摸索，国务院于１９８９年批转了当时国家教委“关于改革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的报告”，这也是用人单位与毕业生双选制度的开始。于是，９０年代的大学生虽然也开始投简历面试，但通过市场选择个人喜好职业的同时，还可以指望国家给自己找个归宿。

　　孙风雷和邹静山熟识，经常去这位学长的宿舍夜谈，尽管毕业时间只晚了几年，但他还是感受到了隐隐的异样。１９９１年毕业后，孙风雷抛弃了某国营制药厂办公室主任的工作，南下广州，成为第一批“下海”试水民营经济的弄潮儿。孙风雷说，之所以做出这个勇敢的决定，一是因为广州那家广告公司可以给他开出高得骇人的１５００元月薪，二是因为相较原来炮制公文的活儿，他的文字驾驭能力在新工作上要有用武之地得多。

　　张英华是这所大学中文系１９９４级的毕业生。１９９４年，对熟悉中国的高等教育变革的人来说，是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后的另一个历史节点。那一年，原国家教委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试点意见》，明确提出国家不再以行政分配而是以方针政策为指导，从招生开始，通过建立收费制度，以奖学金制度和社会就业需求信息引导毕业生自主择业。

　　包括张英华所在的大学在内的３７所部属重点高校则是并轨收费制改革的第一批试点。四年后的这届毕业生达到了创纪录的１０６万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毕业生数量最多的一年。当时，国务院还特别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处理好比较严峻的就业形势，做好１９９８年毕业生工作的安排工作。

　　“１９９８年我毕业时，找工作就已经有不良的苗头。”张英华说她至今仍清晰记得毕业前的一幕幕场景。班上６６个人里，除了６个保送读研究生的，近５０人都报名参加了全省公务员资格考试，历史证明，进入政府机关和媒体的中文系毕业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大多数同学都不确定自己打算找什么样的工作，只是笼统地知道，最好是份能解决户口、稳定的工作。

　　笼统或是没规划并不重要，因为他们都坚信，工作总会有，面包也会有，而且还不会差到哪里去。

黑铁时代：“后２０００年代”，高等教育的尴尬

    “人太多了，简直就是体力的较量。”同样是这所学校中文系２００５级学生张萌从去年７月毕业，到今年３月，参加了１１场招聘会。“印象最深的是在国际会展中心那次，早上七点我就去等着，到现场一看傻眼了，有３０００多人在门口，主办方没办法，只好分时段放人。”早上９点开始的招聘会，张萌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才进去，但不到半个小时就出来了。里边摊位少，根本没机会跟招聘者说话，很多人从人群外往里扔简历。张萌说自己的经历与同学相比，算是“还可以”。“１００多位同学，很多同学还一份简历也没投出去。”

    人保部门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０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为６３０万人，比２００９年的６１１万多１９万人，就业形势非常严峻。

　　济南某高校的心理咨询室的邓老师对记者说，“学校心理咨询室接待的，早期时是刚入学，对专业不满的；到中期是谈恋爱遇到各种问题的，后期主要就是就业压力问题了。”

　　记者走访了山东的几所职业技能教育院校发现，和高等教育的尴尬相比，职业技能院校的就业率似乎出奇得好。王燕春是山东技师学院学生，１９８７年出生的他，在去年的全国数控大赛中获得一等奖，获得留校资格，待遇按高等讲师给，每月３０００元以上，但是，按照现行教育制度，他没有文凭。

　　“我们的学生现在是每年单位来抢着要人，就业不是问题，起初月薪１５００元左右，以后慢慢涨。”山东技师学院机械工程系时主任对记者说，这所学校的生源构成大多以中专、高考落榜生为主。不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毕竟是两个系统的事情，他能进大型国企的岗位，但是能考公务员吗？”省城某师范类院校中文系毕业生小马反问记者，“下车间干钳工？我们绝对不会干这种，第一我们没这个技能，第二，能有什么前途？”

　　从２００７年开始，山东技师学院每年都会向青岛软控股份有限公司输送大量人才，多则上百人，少则几十人。“工作一年以后每月可以拿到３０００元左右，五险一金。”“较早的几批如今已有些人带了徒弟，成为技术能手。”时主任说。

　　当然，在发展前景和从事行业上，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存在很多不同。就业观念的转变，并不仅仅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