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梅隆和胡玫们的文化输出路线图

　　我们一次又一次陷入迷惘，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断档，诺贝尔奖综合症一年复一年；而环视邦外，奇思诡谲的文化妙想蜂拥而出，砸点儿美元造出个阿凡达就能将我们的千年圣人打得大败而归。

　　几百年来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是怎样附着在卡梅隆和胡玫身上，以两部电影为载体，展现各自的文化输出路线图的？阿凡达可以造出无数个，而孔子却只有一个。这场绵延数百年的文化战争，我们到底输掉了什么？

挑战：“十年一觉沉船梦”ＰＫ落后、封建、愚昧甚至变态的“过去的中国”

　　１９９８年春天，导演卡梅隆史诗大片《泰坦尼克号》登陆中国，中国观众第一次为了一部电影不止一次慷慨解囊，长久为之神往，自此国人和导演们开始了“十年一觉沉船梦”。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导演胡玫拍摄完成电视剧《雍正王朝》，并在东京、Ｇｙａｏ等日本地方台播放，但不管是电视剧还是电影，胡玫和她的中国同行们依旧很难走出华语和东方两个文化范畴。

　　１２年后，卡梅隆带着《阿凡达》再次席卷中国，可堪招架者再次尽数偃旗息鼓。不知是张艺谋们故意缩了回去，还是胡玫往前伸了一脚，这个以拍摄《雍正王朝》、《汉武大帝》著称的女人站了出来。毋庸置疑，卡梅隆开启了电影的一场技术革命，《阿凡达》是一部里程碑式的电影，而ＰＫ对手胡玫所做的似乎毫无“革命性”可言，她尽职尽责地展示了一种模糊的儒学春秋样本，并为孔子音像史做了一个胆怯十足的开端。表现思想本身于电影这个载体来说，即是难度极大。先锋前卫如爱森斯坦矢志拍摄马克思《资本论》，终其一生，仍是未竞之功。

　　所以，当电影的推广也以“子见南子”这个颇为香艳的噱头作为市场宣传的主要着力点。正如尼采一百年前所说，泛滥的商业文化将洗荡传统文化。我们在哀叹传统文化衰落的同时，必须承认这种发展趋势已势不可挡。中西因“意识形态”差异造成的文化“软实力”方面的较量，正好符合了西方盛行的“文明冲突论”。

　　如果不是孔子，而是随便一个什么子，或者是张艺谋稀里糊涂射出的“三枪”，是陈可辛煞费苦心造出的那座破城，也不会让人联想到一个民族脆弱的自尊。而真正让人揪心的是，《泰坦尼克号》之后，慌不择路的中国导演们开启大片之门，《卧虎藏龙》在奥斯卡一鸣惊人，《英雄》、《夜宴》和《满城尽带黄金甲》想利用中国的元素和中国人的哲学理念迎头赶上，却一次次铩羽而归。

　　从《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到《英雄》，从雅典奥运闭幕礼的“北京八分钟”到北京奥运会，张艺谋的作品不但被西方认为是要“弄懂中国文化”的理想切入点，亦成为中国人在面对世界、急于被国际社会接纳的心理背景下所作的“自我陈述”的一套标准模式。

　　当一个纵队的米老鼠，一个纵队的唐老鸭，再有一个纵队的猫与老鼠，还有变形金钢、超人、蝙蝠侠、蜘蛛侠，汹涌而来，我们从老祖宗坟墓里挖出来的那些玩意儿却显得枯朽不堪、岌岌可危。

　　西方像是看待玩偶一样把玩来自高密东北乡野蛮、乱伦的俚曲。事实上，我们除了在曾经一段时间里向世界展示过落后、封建、愚昧甚至变态的“过去的中国”，中国的影视作品几乎“没有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在如何应对上还有什么神来之笔？

　　当我们以抵制日货、法货来对抗那些国家对我们的不公平对待，好莱坞的电影已成为我们步入影院的最大动力，麦当劳、肯德基正以分子裂变之势占据了中国所有经济发达、人口集中的地方。

交锋：“地球籍”问题ＰＫ“不烫手、不冷漠，略高于体温，千古恒常”的孔子

　　１７４７年，一位法国作家写道：“伏尔泰追随杜赫德（著名汉学家），这几乎是他唯一可以追随的人，而且是没有比之更好的向导了。最有趣的，就是伏尔泰是一个‘全盘华化论者’。”伏尔泰服膺孔子学说，竟将耶稣画像改易为孔子像，晨夕礼拜，他甚至叹息：“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

　　３年后的１７５０年，一位身在北京的西方传教士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衙门的官员对基督徒们极为不满，取缔基督教的判决书被张贴在各个十字路口，甚至贴到了我们教堂的门上。”

　　几百年后的今天，再提当年的往事似乎显得矫揉造作。如今，鲜有如伏尔泰般狂热于中国文化的西方圣贤，我们从被动接受西方文化，到全盘西化，到毫不知觉却又忘乎所以，似乎一切显得那么自然。当年的伏尔泰对孔子顶礼膜拜，和今天我们张口结舌观看《阿凡达》时的表情，何其相似？

　　什么是电影的软实力？就是一部电影所输出的价值观。卡梅隆说：“《阿凡达》能够最终拍出来，是一次奇迹。……我对现在人类对大自然所做的一切感到深深的忧虑，我想将来也许会受到大自然的报复。”

　　对人类命运、对地球未来深层次的关怀与焦虑，不仅《阿凡达》如此，之前的《后天》、《２０１２》也是这样，传达的是一种对人类与地球的命运和未来的思考与忧虑。这些都是今天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共性问题，超越了国与国之间的樊篱，是个“球籍”问题。

　　这时候，数百所孔子学院如种葱般在各国建立，憨态可掬的孔夫子取代了熊猫，成为新时期中国的形象代言人。可是，孔子学院“也是为了回应学习汉语的热潮”，局限于语言教学的单一功能，未能拓展到文化传播层面。

　　于丹说，孔子是中国人的“问病泉”，读《论语》就像将身体浸入温度“不烫手、不冷漠，略高于体温，千古恒常”的泉水，哪儿有病马上感觉得到。从前西方游客到敦煌，必会到月牙泉一游。现在他们不用舟车劳顿，就可以浸淫甚至畅泳于神奇的“问病泉”，岂不快哉？

想象力：好莱坞落脚在了“哈利路亚山”，我们落脚在了２５００岁的祖先？

　　亚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指出，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

　　影评人周黎明说，《泰坦尼克号》之所以有那么好的市场和口碑上的共鸣，在于该片的主题非常通俗，“几乎没有任何文化上的鸿沟，观众都看得懂，极易引起共鸣。”

　　《２０１２》热映带给全世界的启示：赶快备一张中国地图！这虽是一句玩笑话，却从中折射出中国元素在这部灾难大片中的重要地位：中国成为人类最后的拯救地。这是“中国”第一次作为推动情节的关键出现在好莱坞影片里。

　　去年１２月２３日，卡梅隆在北京提到影片中“悬浮山”的灵感来自中国黄山：“剧组还专门派人到中国采景，最后组成动画。虽然我至今还未来得及去那里看看，但拍完电影后，我觉得我去过了，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从《泰坦尼克号》式的对纯真爱情的共鸣，到中国元素的大量出现，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人敏感的自尊，也清晰地展现了西方文化“入侵”路线图的脉络。

　　而从高密东北乡的荒诞野史到宫廷秘史，再到孔圣人亲临说教，我们的文化输出路线图也逐渐清晰起来：叫卖祖宗，包括祖宗的身体、成群的妻妾、乱伦的往事、至圣先师、教化……

　　最终，好莱坞把想象力落脚在了中国，我们把想象力落脚在了孔子。“我一直不觉得这些古代题材有什么拍成电影的必要，从电影的角度，类似的电影从诞生的一瞬间做的就是最反电影的事情，那就是扼杀想象力。”韩寒说。

　　其实问题的所在，不是《阿凡达》怎么着《孔子》，而是彼想象力和此想象力，针尖对了麦芒，却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