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富豪的“红与黑”

　　他们积累了风险重重的财富，却丧失了正义；他们获得了各种头衔，却并未得到市场法则与市场文化这两把真正的保护伞；他们游走在权力和江湖的“红与黑”之间，却并未获得现实的宽宥和理解。

　　２００９年岁末，２８岁的吴英因触犯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几乎与她同时，黄光裕案的最新进展公布——黄光裕等人涉嫌其他新的犯罪事实，已被移送相关部门继续审查。

　　我们不断宣扬企业家精神，中国梦和中国模式在越来越大的舞台上塑造神话，那么中国企业家的核心精神又是什么？贫瘠的外壳何时能装上理性的内核？在不断的原罪与落马间徘徊的中国富豪，何时能拨云见日，成为可以担当起一个国家追赶梦想的旗手？

 

“中国商业文化的大败局，终将给中国的市场化设立最深层次的障碍”

　　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天。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４日２３时３０分，辽阳市某居民小区，两声枪响划破静夜，汪兴身中两枪倒在自家楼下，当场身亡。

　　３７岁的北京建昊集团总裁袁宝璟曾因其独特的创富经历和超常的捐赠善举而声誉鹊起的同时，却因为涉嫌雇凶杀人一审被判处死刑而震惊中外，死者汪兴是在辽阳红黑两道都很“玩得转”的原辽宁省辽阳市的一名刑警队长。

　　袁宝璟名言：“不行找人给他办了，花两个钱呗。”

　　一面是让人赞赏的“红”，一面是令人发指的“黑”，二者并行不悖地集结于袁宝璟一个人身上，虽具独特，却不鲜见。袁宝璟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他只是落马富豪命运转折的一个典型案例，但不是特例。

　　“红与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一个群体的荣光与梦魇。英国作家戴维·劳伦斯曾说：“我们的时代说到底是一个悲剧性的时代，所以我们才不愿意悲剧性地对待它。”这句话用在今天的中国企业家身上，似乎再适当不过了。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有一段宣言式的话被当成因权力而富裕的中国富豪的典型心态：“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摆脱不了“成也官府、败也官府”的宿命，陈志武曾追问“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裕”？多数富豪不但富不过三代，就自己那一辈子，也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１９８９年，数以十万计的私营企业纷纷戴上了“红帽子”，挂靠到公有制单位之下，很多人却因此获罪，为摘掉“红帽子”付出惨重代价。

　　而“原罪”，则成为萦绕在中国富豪眼前挥之不去的阴影。司马迁在《史记·货值列传》中就说：“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李经纬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悲剧；唐氏兄弟的“德隆系”崩塌，并不意味着他的商业模式一无是处；张荣坤落马，则需挖地三尺，将上海社保案中的所有蛀虫都挖个穷尽。

　　有学者指出：“中国商业文化的大败局，终将给中国的市场化设立最深层次的障碍，这一点，不仅从牟其中、黄光裕这些业已垮台的富豪身上，更从目前仍在纵横捭阖的企业家身上，从对市场化汹汹而来的舆情上，从国企数量下降而体量更为庞大这一触目的现象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中国富豪的真正困境：周而复始的“暴富操作流程图”

　　有人总结出一幅“暴富操作流程图”：“制定圈地计划→摆平土地批租方→最低首付资金→取得可套取银行贷款的土地手续→用承建单位资金做到正负零→搞定银行获得抵押贷款→基本完成收益周期。”

　　此类商人抓住了两种类型的官：一种是地方上握有“资源绝对支配权”的“父母官”；一种是口袋里装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金钱的“银行官”，然后在“市场－资源－金钱”三者之间进行“资本运作”——即“空手套白狼”。

　　腐败就此产生：贪财的给钱，贪色的给女人，贪权的用钱去为他们买官。在“‘富豪’－‘父母官’－‘银行官’”三者之间建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利益共同体”。用学者的话来说，组成了在本地一呼百应的、最有权势的“既得利益集团”。

　　据统计，自上世纪８０年代末以来，因土地转让中违规现象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每年都达１００亿元以上。原温州市副市长杨秀珠，将超过人民币１亿元的地价以５０００多万元就批了出去。慕绥新从１９９７年到沈阳市任市长至２０００年，沈阳财政收入一年损失数十亿元。

　　中国富豪在短时间内积累数亿元的财富，在世界资本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原始积累大都经历了１００多年的努力，而他们只需十几年，甚至几年便可完成。

　　辽宁西丰警察进京抓记者事件之后，《法人》杂志编辑出版《西丰事件后——中国企业家成长中的一部警世恒言》，这部书引发我们思考：中国商人什么情况下是安全的？中国商人为什么优秀而难以强大？

　　书里提到的商人，既有牟其中、褚时健、黄光裕这些由风光到落马的商人，也有王石、冯仑等正当红的巨贾。他们最大的相同之处是：左右他们命运的，不是法律，而是权力。

　　这或许才是中国富豪的真正困境，对政商关系边界难以把握精准，成为富豪们的一件头疼事。《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总结出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处理政商关系的四种类型：伴君如伴虎型、同床共枕型、不倒翁型、紧松分明型。

　　财经作家叶檀说：“只要目前的资源配置方式不改，总有富豪为追求权力暴利铤而走险。……当黄光裕等企业家一一倒下后，我们不得不惊异地发现将面临市场的无垠荒漠，剩下的是自称能走向市场的国企。中国经济模式，正在危险的三岔路口，面对最危险的挑战。”

摆脱“红与黑”怪圈的方向：从“因富而豪”到“因豪而富”？

　　社会对待富豪们的态度让他们心生余悸，譬如仇富心态集中爆发的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２日，山西海鑫钢铁集团掌门人李海仓在办公室被同乡枪杀；２月１２日，浙江“皮革大王”周祖豹在家门口被乱刀捅死；８月１７日，甘肃地产商刘恩谦在兰州被枪杀……

　　不在“红”上展翅翱翔，就在“黑”里跌进深渊。

　　那么，摆脱“红与黑”怪圈的方向在哪里？

　　“政治情结、江湖大哥、民间智慧、合理的商业想象力，以及我们有限的体制空间，塑造出牟其中这样一个形象。”企业家冯仑对牟其中这样的评价，可以向我们解释中国企业家的普遍心态，“他是一个有着商业意识，但却没有社会意识的人。”

　　《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作者、美国管理大师吉姆·柯林斯曾说，一家公司即使最初默默无闻，它也可能卓越；但柯林斯又强调“不但要卓越企业，更要卓越社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所长陈小洪说：“我们需要优秀的政治家，把经济与法律之间的碰撞，用政治智慧去解决。有些问题不可能用法律去解决，因为法律本身就有问题。”

　　一种渐趋成熟的模式在悄悄生根，商业模式上规避盲目扩张的“青春病”，财富快速积累的同时开始关心慈善。似乎可以这样说，富豪们摆脱“红与黑”怪圈的方向，就是从“因富而豪”到“因豪而富”？

　　这并不是文字游戏。王石没有登上过百富榜，但他在地产界的影响力不言而喻，马云在百富榜上的名次并不靠前，但他的管理风格深受业界推崇。当史玉柱几度沉浮，从卖汉卡到卖脑白金，再到以网游公司掌门人的身份在纽交所成功上市，人们看到了“巨人”的坚韧。当不少企业家在政商关系上一筹莫展或是遭遇滑铁卢时，万通掌门人冯仑“择高处立”、“同心同德，予以不取”的建议让许多人醍醐灌顶。

　　今年１月５日，“中国十大仁富人物”出炉，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０日捐赠价值８３亿人民币的有价证券，组建国内最大个人慈善基金“新华都慈善基金”的陈发树排名第一，入选理由中称他是“独到捐赠理念的践行者”：“尝试和国际慈善基金管理模式接轨，尝试在中国开创新的非公慈善基金管理模式。”

　　落马富豪３０年“红与黑”的嬗变，正是３０年中国社会矛盾焦点的展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成为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无奈法则的同时，秩序也在悄然建立。

　　下一个３０年会发生什么呢？叶檀的话告诉了我们一种可能：“体制、社会、文化，酿就了一杯苦酒，需要靠有诚信的企业家慢慢稀释、消解，最后建立中国本土的诚信、尊重产权、尊重公平竞争规则的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