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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也是一座“南京”(4)

2009-06-23 11:27 《齐鲁周刊》/ 丁爱波 /


■观点

 

本刊专访著名作家陆天明

济南和南京共同的历史背负

 

  在陆天明看来,儿子陆川拍《南京南京》,不仅完成了一个艺术家应该有的使命担当,而且完成了一个大众娱乐向电影艺术跨越的个人朝圣。4月27日,陆天明来济南参加其新作《命运》签售之际,就南京与济南共同的灾难性记忆以及如何对待历史等问题,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忘记就等于背叛,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卖国


    《齐鲁周刊》:您是否了解济南五三惨案?从地理意义上讲,济南离南京500公里,从情感记忆上讲,他们的距离有多远?   


    陆天明:回顾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教训,当然不能忘了济南五三惨案。正是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发生在济南的这场惨案,拉开了日本侵华的序幕,也拉开了南京大屠杀的序幕。


    济南和南京有着共同的历史背负,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个城市没有距离,它们记载着一笔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仇家恨。南京大屠杀和五三惨案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以及人类生存的影响与意义该如何追问呢?在这两个城市中,遭受灾难的心灵与记忆最终该怎样得以解救?它的确形成了一种遥相呼应的质询。忘记就等于背叛,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卖国。


   《齐鲁周刊》:您是怎么看《南京!南京!》这部电影的?


  陆天明:这部作品的纪实性不用说,最大的优点在于它多角度对战争和人性进行了反思,一方面直面了那场残酷历史中施暴者人性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70多年后中国人重新审视那段历史的宽容与自信。电影不仅表现了被害者所受到的伤害,同样也表现了战争给施暴者带来的异化和痛苦。战争会把施暴者变成野兽。战争异化人性,不仅表现在被害者人群中,也表现在加害者的人群中。事情过去六七十年了,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可以也应该这样来回顾、观照和再现那段历史了。


  
我们不应停留在龟田小队长那个层面上


   《齐鲁周刊》:与之前抗战有关的电影相比,《南京南京!》有哪些突破?


  陆天明:我不是从一个父亲的角度,也不从编剧的角度,就单单从一个普通观众的角度来说,无论是主题还是观感,这部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是有所突破的。


  现在我们某些电影往往处于两个极端,或者是纯主旋律的,或者就是纯小我的、表达自我感情的电影,很少直面伟大民族在人和人性方面的变化。《南京!南京!》虽然是历史片,但是视角很独特。


  过去我们一些影片在表达这场战争时,人物形象是模式化的,平面的,视角是单一的。比如说对日本侵略者的表现,便仅仅停留在《小兵张嘎》中龟田小队长那个层面上。这种单一的、模式化的表达方式是浅层次的,并不利于我们深刻反思这场战争。


   《齐鲁周刊》:这种气度是不是前面您所说的全人类视角?


  陆天明:对!怎么算是全人类视角?既要看到受害者在战争中所受的侮辱又要看到他们的反抗和屈服;既要看到加害者在战争中的凶残又要看到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异化和伤痛。


   《齐鲁周刊》:但一些略微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会觉得这种视角不舒服。


  陆天明:首先我对这一部分持“民族主义”立场的观众是极尊敬的,与其我们大家高枕无忧,不如让我们耳边时不时地有些这种声音,这种声音可以让我们保持警惕。我们要知道,在日本国内依然有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在蠢蠢欲动,我们要有点骨气,要更加警觉,但在此之外,我们也要更加理性。

 

并不是说有了“人性”,就有了历史审判的豁免权


   《齐鲁周刊》:陆川说这部电影表达的是战争中的人性,唐先生在战争中的表现是符合人性的,那么我们是否就应该选择宽恕?


  陆天明:首先我们应该明确的一点是,唐先生曾经是个汉奸,你可以说他是个有人性光辉的汉奸,但汉奸就是汉奸。汉奸也是有人性的,但不是说有了人性的表现,我们就要被完全感动,就忘记他的行为给其他人所带来的莫大的伤害。
 

  再者,我们对人性的理解似乎也走上了一个极端,并不是只有灰色的、自私的、充满私欲的才是真正的人性,也并不是说在历史境遇中的某个人只要具有了这种人性的流露,他就具有了历史审判的豁免权。


   《齐鲁周刊》:今天,我们如何记忆南京与济南的惨痛历史?


    陆天明:怎样讲述记忆,表达着不同的伦理追求。德国历史学家费舍尔提醒过,关于犹太人被屠杀的叙述通常会碰到两个极端恐德症和道歉性质的修正主义。


    仇恨的思维模式只能带来屠杀的合理性,处罚性的解释和开脱罪责的解释都不能令这场灾难更具警示意义,也不能形成自我认识的途径。如果我们认定通过道歉或报复就可以软化对这个人类灾难的记忆,未免就事论事。


■链接

 

当年的山东慰安妇

 

□吴越

 

济南:慰安所不下数十家

 


  到1945年3月,经由日军第五十九师团高级副官广濑三郎在泰安、莱芜、济南、张店、东阿等地,指示各大队设置的慰安所127所。慰安妇制度成为日军侵华的一个铁证。


  日军设在济南的慰安所不下数十家,纬六路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有名的“花街”。被监禁强奸的中国妇女171名,朝鲜妇女373名。


  济南“星俱乐部”是当地一所较有名的慰安所,主要供下士官、士兵使用。日本人本多胜一、长沼节夫在《“衣”师团侵华罪行录》中,记述了当时“星俱乐部”的情况:“当时有100名以上的中国女性在那里成为皇军性欲的牺牲品。‘星俱乐部’的厅堂总是聚集很多人,各房间门口经常可以看到皇军排队等待入内的情景。”

 

青岛:慰安妇如同行尸走肉


  与济南类似,日军侵占青岛期间,也大肆开设妓馆,并划分等级。在青岛共有一等妓馆4家,二等妓馆55家,仅市北区临清路就建有日本妓馆38家。


  “皇军会馆”是日军在即墨建立的一处慰安所。慰安所内用木条、木板隔成一个个小房间,条件极为简陋。慰安所里强征囚禁的青年妇女至少有十八九名,每到周末或星期天的上午10时,日军便排成长队往里走,轮流发泄兽欲。会馆里的慰安妇头发零乱、神色憔悴、目光呆滞,如同行尸走肉。


(感谢五三惨案纪念堂、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晓焕、济南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家振、文化学者张继平等对本专题的无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