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也是一座“南京”(2)
蔡公时在1928
对于蔡公时来说,1928年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一年,如果没有5月3日发生在济南的惨案,他将继续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训,立志于驱除鞑虏,统一中华。
蔡公时之于济南是一个凝重的历史符号,时至今日趵突泉畔他微昂头颅和目向云天的铜像仍给人以沉痛的叩问和撞击。他曾在诗里写道:“英雄血和杜鹃开”,作为那个时代负有强烈家国情怀的军人代表,他似乎早已预料到自己的生命将以一种怎样的形式结束。
□本刊记者 吴永强
81年前的小楼喋血
阳光透过周围的树隙,泻在这座正在翻修的百年老建筑上。济南市经四路上行人匆匆,很少有人停下脚步观看旁边的施工现场。但对于了解那段历史的人来说,无论生活如何庸常如何华丽,只要经过这里都不免要放慢脚步,侧耳谛听那些尘封岁月亦不能掩盖的抗议、詈骂、狞笑和刀光中的血腥气息。
1928年,这座建筑在官方文献上的正式名称叫山东交涉公署。
80多年过去了,小楼的外观基本保持完整,但很多地方风化严重,门口的石柱有点斑驳,木门上和楼上窗户的部分玻璃已经碎裂。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山东省地震局的职工宿舍楼。
这座19世纪末由德国人设计的三层木质小楼,由于超期服役被判定为危房,面临被拆除的境地。
但作为一个历史的坐标它却是永远不可能被拆除的。它的生命早在1928年5月3日就已经被定格。
那一天,身着灰色布军装,头戴大沿帽,腰扎宽皮带的蔡公时来到济南,上午8点进入这座名为山东交涉署的院落。他亲自在正面墙壁上悬挂了孙中山像、国旗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条幅。接着,他又点交了前山东交涉署保存的文卷,其中有日本军方与奉鲁军阀张宗昌签订的密件。
晚上10点,困乏至极的人们饿着肚子就寝。此时,撞门声大作,20余名佩刀荷枪的日军破门而入,并将电灯线扯断,署内一片漆黑。
一场屠杀就在这黑暗而逼仄的空间里展开了。
据侥幸逃脱的、身为蔡公时勤务兵的张汉儒后来回忆:“蔡主任被割去双耳,挖下双目后,在极度痛楚中仍大声斥敌:‘日人决意枪杀我等矣,惟此国耻,何时可雪?!’接着,他用九江口音的国语喃喃道:‘不料吾辈不死于枪林弹雨之中,而竟死于强暴倭奴之手。’”其状惨烈之极,47岁的蔡公时自始至终以一种轩昂的姿态面对着刺刀和强盗的狰狞。
2005年,济南电视台摄制的历史文献片《1928:历史的诉说》在讲述日军如何残害交涉公署人员,如何将刀插入蔡公时嘴里,绞断他的舌头时,错乱的画面加上紧张的背景音乐一下将人置身于那一刻的血雨腥风之中。小楼一夜,惊心动魄,而此时的济南古城也正经历着自明末清初多尔衮屠城以来最严重的暴行。
如今,这里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正在极力恢复它1928年时的模样。
为了寻找当年父亲留在这里仅一天的身影,定居济南的蔡公时之女蔡今明多次来到这里,抚摸着冷冷的墙壁不能自持,泪水涟涟。时间再深入回溯到1930年6月29日,其母郭景鸾为寻找丈夫的遗骸来到这里,在楼下的院子里挖掘出了不全的尸体、烧而未化的头骨4只、脚手骨、肉炭等。后来,这些尸骨被运到南京外交部地下室,一直未能安葬。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烈士骨骸竟然不翼而飞,至今无处寻觅。
功名都在死中求
1928年4月,刚刚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北伐,蔡公时被任命为战地政委会外交处主任。进驻徐州时,他签署了一份文件,发函驻上海的各国领事,阐明保护外侨的政策,上海各大报纸均以显著版面刊载了这一公函。
不久,蔡公时被派往济南,与日军进行交涉。
在徐州出发的时候,蔡公时对蒋介石说:“这一次出去,料想日本人一定要同我们捣乱。我们如一退让,他们就要更加凶狠,我们必要拿革命的精神同他们周旋。”
蒋介石后来回忆道:“我对他(蔡公时)说你尽到外交官的职责,必须如此,才能不辱使命。所以他后来为日军所执以后,一点也不屈服。”
蔡公时一生浮浮沉沉,似乎都是为了1928年最后的涅槃。
蔡公时出生于1881年,江西九江人。因仰慕“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先贤陶渊明,自称“栗里蔡郎”。1902年,蔡公时到广州求学,身无分文,他就凭着自幼练就的一手魏碑书法,于客栈前当众书写出售。有一天,孙中山路过看见,问他:“你是想读书,还是想做官?”蔡公时答道:“我想出国求学。”于是孙中山便资助他赴日本留学。
刚到日本,正碰上“天长节”(天皇的诞辰日)。军乐声中,东京街头来往行人均向皇宫方向弯腰致敬。蔡公时心想我非彼国公民,不必如此,乃信步从街上走过。几个日本彪形大汉一齐上前按他的头,要他强行作弯腰鞠躬状。虽惨遭毒打,他亢然不从。
蔡公时也曾像秋瑾、陈天华一样,伫立日本街头,怀着复杂的心情凝视这个日新月异的国度。他没有想到,自己一生的恩恩怨怨都会与这个国家牵连在一起,甚至不惜喋血。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蔡公时逃亡日本,原配姚夫人因惊忧去世。后来在汕头,蔡公时与名门望族的郭景鸾结婚,当时郭景鸾21岁,蔡公时33岁。台湾《革命人物志》说他们“唱随想得,人多羡之”。
1924年,段祺瑞致电孙中山,邀其北上共商国事,蔡公时随行在侧。孙中山病重时,他侍汤药,候起居。孙中山在京的身后事宜,他无不亲身参与,为国民党中在孙中山临终时参与照料的极少数党员之一。
蔡公时是一位诗人。1921年清明节,他到广州瞻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即兴撰写七律四首《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诗中“英雄血和杜鹃开”,“不抱丹心莫错来”以及“功名都在死中求”等语,对于“五·三”为国捐躯悲剧,似有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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