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鲁商商帮
鲁商，“鲁商”与“齐商”之集合体。
济南等地孕育了“鲁商”，青岛等地造就了“齐商”。“鲁商”尊儒，近官上行；“齐商”面朝大海、开放外向，兼具道家风格。
海洋与内陆文化的交集、对冲，创生了一个注定充满矛盾的商业群体。
左手《论语》，右手算盘
最先给出鲁商群体一个清晰面孔的是日本人涩泽荣一。
这位日本株式会社企业形式的创始人在１９２３年确立了“论语算盘”的商业理论，用“义利合一”的思想影响着几代日本企业家。
时至今天，左手论语，右手算盘的漫画式描述仍然是鲁商最确切的表述。
鲁商先驱有两个代表，这两位代表也是所有中国商人的先驱。一个是子贡，他是孔子的弟子，山东人，典型的儒家，虽然从商，“义”且“信”，孔子去世，别的弟子守灵３年，独子贡复又３年。另一位是辅佐越王勾践的谋臣范蠡，激流勇退，悄然奔赴齐国，隐姓埋名，在今天的山东定陶一带做起生意。自称“朱公”，人称“陶朱公”，坚持“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自然规律，成为富甲一方的商贾。
陶朱公祖籍河南，在山东发家，成为富豪后，广散其财，富而行其德，热衷“公益事业”。“陶朱事业”后来竟成为商业的一种别称。
孔孟文化对于鲁商的影响，存留至今。鲁商集团董事长季缃绮在诠释鲁商集团使命时，其核心用词就是“仁智合一、商行天下”。
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黄鸣在博客上写道：“成长在圣人故乡的鲁商，有幸得天独厚地多受孔子思想精华的熏陶，并融会贯通于现代经济发展，形成独特的鲁商精神。”
事实上，孔孟之道的“重农轻商”、“重义轻利”，压抑了鲁商的形成，尤其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清末时期，山东淄博周村的贸易以及潍县今潍坊工业的兴起，才让鲁商再次走上商业舞台，那个时期，孔孟之道正承受着现代文明的激烈冲击。商业巨子孟鸿升要算是当时鲁商的典型，他于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年创办瑞蚨祥绸布店，直到今天，还屹立在北京前门。但发迹后的孟鸿升数次回去认祖归宗，却屡次因违背祖训，弃读从商而被拒门外。
义利关系是儒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孔子把“义”看作人立身做事的根本，谋求物质利益必须建立在合乎道义的基础上，他主张“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孟子继承孔子的义利思想，也主张“以义制利，以义胜利”。儒家义利观长期教化的结果是使山东人格外具有道德感，这在经济活动中充分体现出来。
２００３年３月，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孙启玉在北京参加“两会”期间，淄博市博山区的政府官员找他谈话，希望他接收陷入停产状态的淄博钢铁。
孙启玉从未想过介入钢铁行业，但他还是同意了。一则是替政府接“包袱”，二则是一种社会责任感的道义担当。这位山东企业家在当地享有极高声望，他仗义疏财，在万杰医院所在地岜山村，村民户户都能住得起房、上得了学。
４年之后，孙启玉的万杰集团因此而陷入债务门，曾经山东最大的民营企业就此一蹶不振。
齐商ＰＫ鲁商
山东有齐鲁大地之说，春秋战国时期，山东是齐国与鲁国的辖地，齐强而鲁弱，到今天，称谓都是齐在前，鲁在后。而在谈及山东商人时，缘何称之为“鲁商”，而非“齐商”？
周讨纣王，天下大定，分封诸侯，姜子牙领封齐地，就是今天淄博、潍坊及以东一带，周公姬领封鲁地，也就是今天曲阜泰安一带。齐王问，如何治理鲁国，鲁王说，“尊尊而亲亲”；鲁王问齐王，如何治理齐国，齐王的方略是，“尊贤而尚功”。
经商习气，在齐国由来已久，位于临淄的齐国故都博物馆展示的齐国刀币，见证着２０００年前齐国的商业文明。陶朱公、子贡，皆出于齐，也是环境使然。
直至今日，齐鲁之地依然透露着不同的商业文化。青岛一带的“齐地”更具海洋文明的外向经济特质，而１９０４年开设商埠的济南一带，略显保守。
青岛的工业，有“五朵金花”之说，指的是海尔、海信、青啤、双星和澳柯玛，海尔的张瑞敏和海信的周厚健甚至成为了鲁商的象征。
济南也有“五朵金花”，轻骑、小鸭、渤海、济百和金泰，除金泰外，其余４家国有市属企业都早在１９９４年就改制成为了上市公司，领全国城市上市政策之潮流。可惜到了２００３年，伴随着金泰上市１年后就出现的巨额亏损，济南的全部５家市属企业集体沉沦为ＳＴ，在当时引发出不小的争论。
不可否认，青岛宽容、上进的城市文化，给那些“齐商”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狂人”汪海不拘小节、大胆创新，在今天看来这都是优秀企业家的品质，但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他的许多举措和言行并不合时宜，因此汪海成了当时青岛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甚至一度面临“被抓起来”的危险。
１９８４年，汪海在全国第一个以企业的名义召开新闻发布会，请了４０多家新闻单位，给记者发了一些小礼品，活动一共花了７０００元钱，这成为了“搞不正之风“的证据，被审查。但当时的市委书记刘鹏给予了他很大的信任和支持，汪海每每谈起自己的创业历程，总是不忘提起这位老书记：“当时只要他签一个字，我就完了，但他认可我的思路，我永远忘不了他。”此后的“开明书记”俞正声也给予了汪海无可替代的支持，特许他可以不参加他认为没有必要参加的任何会议。
同样是俞正声发现了“大将”彭作义。１９８２年彭作义被调到青岛第二食品厂任厂长，在那里一干就是１４年。这期间，他将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厂发展成产品出口几十个国家的大型企业青岛大洋食品集团。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青岛啤酒在市场面前开始彷徨，五年换了四个厂长，可还是每况愈下。１９９６年，当时的青岛市委书记想到了彭作义，他亲自到青啤把“老彭”介绍给大家，并且支持他度过了履新的困难时期。
一个略显保守，一个宽容开放，两个五朵金花不同遭遇的画面陈列于前，齐文化与鲁文化的差异是不可不述的一笔。
隐形冠军多，明星企业家少
德国人利希霍芬曾不客气地说：山东人就其精神来说，能成为好官吏，学问也精湛，不太适合于商业。这一断言虽不客气，却也比较准确。
从喝酒的小事上就将山东商人的特点展露无遗。“在山东企业的酒桌上，几乎每次都能看到政府官员的身影，他们或主陪或副陪，而企业家也乐意与官员们打成一片，因为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有一项就是一定要和当地政府搞好关系。”一位在济南打拼多年的温州商人张先生这样告诉记者。
诸多事例足以显露鲁商的政商关系，用无政不商来描述，并不为过，而鲁商对政治与政途的关注，也表现得比其他商帮要浓厚。
鲁商的政治抱负抑或政治色彩之浓郁，堪称中国之最，一手拿《孙子兵法》冲杀、一手拿《道德经》搞阴阳调和，不断寻找企业、国家、社会的利益与战略的结合点，这是经济学家对于鲁商特征的写照。诸如海尔兼并红星洗衣机，中国重汽接收ＳＴ小鸭，济南市副市长马纯济被派驻中国重汽等，都映射出了鲁商从商的一大目的治国平天下，由此，也才有了２００４年学术界那场大讨论——张瑞敏到底是企业家还是国家干部。
或许也正是这种与政府千丝万缕的关系，使得鲁商群体鲜有“明星企业家”，却多“隐形冠军”。
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在其著作《隐形冠军》中这样描述：“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群数量庞大的企业，他们的成功只能用卓越或辉煌来形容，但他们的事迹和经验却鲜为人知——哪怕是那些号称无所不知的商业媒体、无所不通的商学院教授，或者说无所不能的咨询专家。这是一群世界级的中小企业，这是一群‘隐形冠军’”。
一方面低调，重埋头苦干，远离媒体，不喜作秀，生活简单，不事张扬；一方面大概是受泰山文化影响，都有“唯我独尊”的潜意识，都要憋足了劲做“老大”。最典型莫过于山东魏桥创业集团的张士平。魏桥集团被称为世界最大的纺织企业，员工十几万人，土生土长于邹平县魏桥镇，当年吴官正主政山东时曾说过，山东有“两张”，东有张瑞敏，西有张士平。但就是这样一个企业，其创始人张士平除去每年两会时偶尔应付一下记者的围追堵截外，几乎从没有接受过任何媒体的采访。再如邹平群星纸业的朱玉国、济南玫德铸造的孔祥存等很多企业家，都在某一领域做到全国老大，却一直鲜为人知。
而这种地方政府的强势，一方面扶持了一批省内大公司，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山东民营力量的相对滞后。据统计，截至去年年底，山东的私营企业数量及注册资本（金）仅相当于广东的５７．９％和５９．５％、江苏的５１．７％和４６．２％。
山东财政学院教授王蔚认为：“山东商人大气、勤奋、守信重义。但是鲁商与政治的微妙关系则成为牵制其健康发展的软肋。所谓关系的微妙，即他们穷困时恶官甚极，劫富济贫的冲动于民间随处可闻可见，而一旦飞黄腾达，又燃起近官亲政的官僚气焰，走向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
在王蔚看来，这或许因为鲁商只相信行政的权杖才是捍卫财富的唯一法宝，又源于鲁商畏惧权贵的绝望感与宿命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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