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离婚偶像

　　近日，媒体又曝光了董洁与王大治在海南房间内激烈的拥吻视频，但是有消息指王大治“全部家当都是在媳妇的掌控中，怎么可能离婚?”

　　婚姻的动机是不尽诚实的，有太多的想要得到和占有的动机，反而忽略了彼此的爱和尊重。我们的时代如此需要离婚偶像，因为时至今日，离婚仍然是一件少数人才能支付得起的奢侈品。

　　董洁们的A货婚姻：离婚才是最大的奢侈品?

　　近日，一直跟踪拍摄董洁和王大治的北京风行工作室，又曝光了董洁与王大治在海南房间内激烈的拥吻视频。但是有消息指王大治至今并未离婚，而且夫妻感情“好着呢”。至于外界疯传王大治“闪离”，知情人士说：“他媳妇在西安一直帮大治打理他们的古玩店，大治一赚点钱就到处淘宝，全部家当都是在媳妇的掌控中，怎么可能离婚?”

　　婚姻的动机是不尽诚实的，有太多的想要得到和占有的动机，反而忽略了彼此的爱和尊重。我们的时代如此需要离婚偶像，因为时至今日，离婚仍然是一件少数人才能支付得起的奢侈品。

　　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在1981年首次把经济学方法引入对婚姻行为的分析，写了《家庭论》。他认为离婚决策的公式应该是：离婚决策值=解脱现行婚姻的效用(快乐，如释重负)-离婚的成本-再婚的成本。如果离婚决策值大于0，OK，离吧;如果离婚决策值小于等于0，建议哥们，想想其他辙吧。

　　奢侈品总是需要偶像来做代言人的，这是奢侈品的规律。

　　大陆民间版本对郭沫若如此描述：“他，年少时经历包办婚姻，享受五天性爱后，他便离家，此后68年，那可怜女子一直守在其老家。随后，他在日本结婚，对方为此与父母断绝关系，几年后，他不辞而别，离开日本。他还有很多情人，均被他抛弃……”

　　对于郭沫若来说，离婚的成本是写给原配张琼华的两首短诗，并对她说，日子过不下去时，可以用来换钱。就是这样的话，竟然让张琼华受宠若惊。而对于赵本山来说，离婚则是一桩赔本买卖。

　　1990年第一次上了春晚，赵本山小露头角。到了第二年5月，赵本山花费了25万块，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和一台夏利汽车，成功打发了原配葛淑珍。这在1991年应该是代价不菲的一次离婚，究其离婚原因，用赵本山的“官方”通告来说：“两口子总没嗑儿唠，思想上老整不到一起还过个啥劲儿?”

　　我们还会想到徐志摩。他的婚姻天平上，家族意志、贤良妻子、亲生骨肉这一切都抵不过一场浪漫的邂逅。1921年在英国留学期间，他遭遇林徽音，一见钟情。于是对当时21岁怀有身孕的张幼仪提出离婚。为了能够离婚，徐志摩狠心地说：“你去打胎。”张说：“打胎很危险啊，有人会因打胎而死掉的。”徐志摩却冷漠地说：“坐火车肇事还会死人的，难道你就不坐火车了吗?”

　　最终，遍历情场的徐志摩终于疲惫了，死于非命。而被丈夫遗弃以后的张幼仪，入德国学校学习，专攻幼儿教育，五年后学成回国。上海一家女子银行聘她做总裁，并且她还经营了一间服装公司，均大获成功。张幼仪自己抚育儿子长大成人，仍然以干女儿身份孝敬徐家二老，为他们送终。徐志摩罹难后，张幼仪每月寄钱帮助陆小曼。台湾版的《徐志摩全集》是在她的策划下编辑的。

　　一切终归尘土，可是又有那么多的让人无法释怀。我们谈离婚的时间成本，谈离婚的感情成本，现实中纯洁的东西，人们亲眼看见，反而会感到怪异和触痛。

　　中产阶层的婚姻真相：看似为了成全，其实却是在牺牲爱情?

　　有人说电影《Last Night》是一部揭露中产阶层婚姻真相的电影，每一段婚姻其实都难免千疮百孔。剧情发展到最后，在夫妻俩半斤八两、各怀鬼胎、欲语还休中戛然而止，其实不是结束，而是开始。选择从此貌合神离，还是放下心魔彼此原谅?这是一个悬念，却也是一个难题。但无论怎么做，只怕都未必能够再回到原初那般的了无遗憾了。

　　当年奉子成婚的林凤娇为了成龙和儿子，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迅速地退出了影坛，开始了一段漫长而艰辛的隐婚生活。谁都知道，成龙在圈里人缘好，用他的兄弟们的话说，大哥一切都好，就是过不了女人关。然而无论是邓丽君，还是吴绮莉，林凤娇都选择了宽容与忍耐。说她相夫教子其实都为过，因为她基本上就是在教子，并没有太多相夫的机会。可以说，林凤娇为了成龙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牺牲了自身的职业发展道路。但是，这种牺牲本末倒置，看似是为了成全爱情，其实却是在牺牲爱情。

　　渡边淳一的三部作品《失乐园》、《爱的流刑地》与《婚戒》，先后被搬上银幕，都因婚外恋的主题而被称为日本婚姻伦理三部曲。在这三部电影里，东方人的婚姻危机来得无声无息却又异常猛烈，公俗良法、社会舆论与家庭责任，构成制约私欲恣意的另一面，当矛盾激化到无法化解之时，甚至只有死亡一途可以选择。

　　东方人原本是内敛的。所以他们发明了佛教，接受了欲望之苦的教义。在世俗中，许多人懂得自我提醒，每个年龄阶段有各自该做的事。言下之意，过了青春期，便不要再去谈情说爱。在他们的心目中，钱钟书的婚姻可谓典范。

　　1932年春，杨绛初见钱钟书时，他“穿一件青布大褂，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但其文名已誉满全校。两人一见钟情，意趣相投。当时光流逝，生活褪去最初的华彩，逐渐呈现粗粝面目。跟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杨绛夫妇也饱尝战乱的动荡、亲人的离散、历次政治运动的惊险……还有造化弄人，晚年女儿病逝。人生有那么多人力所无法掌控的灾祸、挫折与无常，但他们的爱情却始终未变，一世情缘，相守60余年，直至终老。

　　钱先生对杨绛这样评价：在遇到她以前，我从未想过结婚的事;和她在一起这么多年，从未后悔过娶她做妻子;也从未想过娶别的女人。

　　但那样的年代却又已经远去。今天是一个欲望解放的年代：结婚结得鲁莽，离婚也离得草率，至于劈腿上床，那是家常便饭。压抑被视为不道德，及时行乐成为一种庸俗的哲学。

　　没有一个男人能挡得住诱惑，只要小三将领子开得够低;而男人们也可以释然，精神出轨不是比肉体出轨更背叛婚姻吗?既然大家都如此这般有故事，那谁都不必对谁有要求。

　　中国式离婚：为了有尊严的生活，首先牺牲了做人的尊严，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悲哀?

　　总结起来，男人提出分手后的状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永不再去找你，一种是定期还会联络你。于是女人错误地把男人也分为两种，长情的和寡情的。实际上，一种男人永不再去找你，他们很快地扔掉不再想要的过去，就像扔掉一个旧玩具，这是他们保持心理健康的好习惯，至少不会再有愧疚。一种男人还会联络你，不要把他们想象成长情的，就像裹尸布和婚纱一样是洁白的，但是它从来不代表祝福。他们只是把你当作了一件纪念品。

　　说白了，爱情或者婚姻不过是一桩买卖，任何男女之间的任何关系，不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其作用无非只有一个：它是齿轮一样快速运转的生活的润滑油，它让你转得不再那么机械，不再那么孤独。

　　雨果曾提到巴黎为了限制买房而征门窗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法国群众思路超卓，为了避税于是少开门窗，有的甚至两家人开一个窗。如今的中国，房产税细则厘定之后，各种“支招离婚以图获利”的手段在网上噌噌冒出来，挖空心思却也别出心裁。

　　老舍先生的小说《离婚》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骨气的老李，夫人出身鄙俗，不解风情。为了养家糊口，老李不得不出入“吃人的衙门”，卷入各种是非纠纷。如此婚姻，如此生活，老李惟有逃离……对老李而言，离婚之难，思前想后，关联“三观”。那可不是嘛：十年同船，百年同枕，封建时代所言“发妻”——新婚之夜男女互帮对方盘起长发，交缠打结。这一结，意味着山长水远，离?哪有那么简单。现如今，沧海桑田，封建时代那些规矩方圆、繁文缛节早已随风流雨打风吹去，“离婚”俨然简化为日常事务——男女主角携手上阵，含笑奔赴民政局，态度从容坚决：感情破裂，无可挽回，没法调解，立马扯证。君不知，此番表态不过障人眼目，男女主人公早已在秀榻鸢枕之侧签好君子协定：“离婚不离家，不准不回家;须得非法同居，另有外遇者‘斩’;所有房子归一方(大多是女方)，男方净身出户;购得新房，避完税后，随即复婚。

　　司马公在《货殖列传》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倘若没有合法避税的“机锋”，全国人均仅 2万 -3万存款，怎么应付得了那些庞大的医疗费用和冗杂的教育经费呢?又何谈改善生活质量呢?在现实生活和伦理道德之间，凡夫俗子的您会倾向于哪种呢?

　　然而，为了有尊严的生活，首先牺牲了做人的尊严，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