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床主义”与情色消费

　　“半床主义”，顾名思义是男女之间在床上的租赁关系，异性之间住在一张床上，拥有半张床的使用权，拥有性权，却不叫房客，不是情人，不是同居男女，只想做个简单的床客。

　　我们时代的婚恋形式早就摆脱了男女关系、情侣、夫妻、婚姻等传统的单轨模式，朝着多种轨道、多重形态的方式发展。女人早就不需要丈夫和情人了，从一百年前，在英国贫民区写作的伍尔芙发出：“女人需要一间自己的房屋”，女人对私生活的要求便愈来愈高。

　　时至今日，男人即使在床上也只是个礼貌性的客人，女人可以拥有性爱、亲密关系却不一定需要情爱。“半床主义”是我们时代欲望形式的代名词，也是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与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女人的欲望进化史：从闺怨的杜丽娘到“把男人踹出房门”的伍尔芙

　　女人就是个形容词。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的眼中，女人从来不是名词，只是所有形容词的后天累积：生育、美丽、家务、性工具。麦金农有一个相当惊世骇俗的说法：“做一个女人就是做一个被X的人……男人X女人;主语—动词—宾语。”

　　这种宾语式或者形容词式的语言，使女人“床客”的身份延续几千年——内人，掩埋在床帘、屏风后面的人——甚至连累到门客、心腹、死党也被当做娘们视为“入幕之宾”。

　　“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中国古诗词里无数才子都描摹过空闺女子的寂寞和饥渴。那些皱眉叹息幽怨哀伤的急待嫁的女子随处可见，寡妇、弃妇的忧伤和性饥渴蔓延千年。

　　“把男人踹出自己房门”这种惊世骇俗的事情，要么是荡妇潘金莲的行为，要么也就是母夜叉孙二娘的壮举——不过，至上世纪初，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效用下，忙不开手的男人不得不需要女人走出房门。获得了教育、工作、政治权利的女人，顺而开始在情爱上反对男人。

　　18世纪最有名的，招募男人做“床客”的女人是法国女权主义作家乔治·桑，著名音乐家肖邦以小情人的身份如同食客一般上了她的床，共同生活的十余年，肖邦创作了大量的夜曲和圆舞曲，乔治·桑把他手把手捧进了巴黎上流交际圈——不过，肖邦要为波兰革命筹款而举行巡回演出的时候，乔治·桑毅然将他扫地除门——乔治·桑不需要一个生活理念不符的摆设，当遥远东方的男人还三妻四妾左拥右抱的时候，乔治·桑早就发出“同时有四个情人并不算多”的一妻多夫宣言，诗人缪塞、钢琴家李斯特、文学家福楼拜、梅里美、屠格涅夫、小仲马和巴尔扎克、画家德拉克洛瓦，甚至包括拿破仑的小弟弟热罗姆·波拿巴亲王，都是她庞大的情人队伍中的一员——肖邦不过是她床上占一半领域的“床客”而已。

　　真正找到解决世界难题的钥匙的人当属伍尔芙——“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房间和每月500英镑的收入”。1912年8月结婚的伍尔芙用自己的话说，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犹太人”每年的收益少于400英镑，“在好些年里，我连一英镑多余的钱都没有，也没有一张舒适的床，或一把垫子里不缺填料的椅子。”

　　1930年1月26日，伍尔芙因为写作自己竟挣了3020英镑，有了一笔“小金库”的她拥有了物质上的奢侈品：一张希尔品牌的床，一台无线电收音机、电灯，外加一台电冰箱;还能给外甥女安吉莉卡一份买衣服的零用钱。

　　最重要的是有了钱，伍尔芙不再囿于家里的会客厅。她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可以去国外旅行，去法国、希腊，异国的风土人情让她大开眼界，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1919年当英国国会通过法案取消对妇女就业的限制的时候，伍尔芙热情欢呼：“闺房的门猛然敞开了。每位妇女的钱包都有、或者可能有一枚崭新的六便士，由于它，每一种思想，每一个眼光，每一次行动都有了新意。”

　　木子美们的“回床率”时代

　　“女性如果有一小笔钱，有闲暇的时间，她们就会超越个人得失，更加用心于笔墨，更加自信，技巧会更加娴熟，更具创意;从而去关注一些大问题，如：人类的命运会如何，人生的意义何在。”穷苦时期的伍尔芙如此感叹。

　　的确，女性拥有了房产、生存能力，情爱的意义何在?至少闺房不再是女性的全部。唐代的高阳公主硬生生把一代高僧辨机和尚拉上了腰斩不归路，自个一心追逐的却是争取更多政治利益;女诗人鱼玄机在把男文人带回家里低吟浅唱之余，却甘心做起道姑这个更有前途更有桃花缘的职业;埃及艳后克利奥佩特拉，擅长用王国做恋爱筹码;一代名伶莎乐美，号称“征服天才的女性”，尼采、里尔克，加上弗洛伊德，三大巨头她一手搞定，更别提法国文化史上那些文艺沙龙里，数不清的高雅女主人带着她们数不清的壁炉和香吻。

　　时至今日，木子美们都在寻找租赁式的情欲关系。在木子美们的眼中男人的回床率堪比女人的回头率，是衡量男人魅力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床客”可以租你半张床啊，我会付一半房租，不叫房客，不是情人，不是同居男女，只做个简单的床客——随时可选择回床或者扫地出门。

　　男女同床共枕，跟小学生在课桌上划根三八线可不一样。有了上床权，不就等于有了性权了吗?分担床费的同时，是否也可以生理互助呢?木子美如此回答：照这个逻辑，既然感情是个不靠谱的东西，那当我们打着爱情的名义进入婚姻关系同床共枕，还分担了床费时，是否一定要跟对方声明，这半张床是我的，在解约前，你没有滥用我这半张床的权利?

　　从海伦·布朗的《性和单身女孩》到后来的《欲望都市》，都在教导女性如何享受单身生活——半床主义，租客关系开始滋生在都市男女之间——我们不过是各睡半张床的关系，互不负责、互不拖欠、互不制约。

　　“我做爱，但与爱你无关”。是从性爱分离到性权自主的极端发展。也许男男女女厌恶了基于性需求的社交礼仪：以恋爱为名义找一个性伴侣，花大量精力维护关系，照顾对方的时间和情绪，满足对方的喜好和要求，还可能随时被淘汰，陷入“失恋”的伤心。而这些还不如租赁式的替代品。

　　按照传统方式，男女住到一个屋檐下需要数不清的选购礼物，写信，与互相的亲人朋友结识，乃至与对方母亲兼有往来等等过程。假使仅仅是床客，随时解约即可，比如《绝望主妇》的主演泰瑞·海切尔坦言道：“老实说，我不知道我要一个男人干什么。我反倒有一些神奇的电子情人。”

　　男人和女人确实可以过着各行其是的生活。“不需要你，我不麻烦你，这就是我想说的。”床客们在床下如此回答。

　　谁说爱一个人就要爱他的灵魂：如今的女性只用3年就能完成生育任务，剩下的时间做什么?

　　生和死，苦难和苍老，都蕴涵在每个人的体内，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之遭逢——爱和恨，道德和不道德，同样如此。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

　　男女间优美的爱情传说，其实大多时候都是以讹传讹：希腊被西方人当作古代文明的尺度，事实上那个年代的希腊美男对女性毫无尊敬可言，石柱浮雕上大多是男人互相亲吻搂抱的画面。

　　而古罗马人，只喜欢三样东西：战争、角斗场表演和粗鄙的情欲。后者，主要从女奴和别人的老婆那儿得到满足。古罗马人尊敬自己的妻子，因为她是他的管家、他朋友的妹妹以及他孩子们的母亲。他甚至给予妻子财产权。只是，他不爱她——因为，他没学会这个。

　　到了中世纪，欧洲的夫妻之间就更不可能有爱情了。因为按天主教的说法，大家都认为性是罪恶的，婚姻只不过是通奸的替代品。

　　《乱世佳人》中白瑞德对郝思嘉的一句“劝诫”可谓百味杂陈：夫妻相爱是不成体统的。爱情不过是一个时期的话题，按照封建社会的“妇德”，丈夫是只允许亲吻妾侍的，同正室夫人的闺房之乐需要“三项纪律八大注意”，规规矩矩、马虎不得，更别提爱情。

　　1980年，两个表面看来与性无关的事物横空出世在了中国：新《婚姻法》和独生子女政策。人们之所以过性生活，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儿育女，甚至不允许仅仅为了生儿育女。渐渐地，有没有快乐(而不是有没有子女)开始成为夫妻衡量自己的婚姻质量的重要标准。

　　中国性学专家潘绥铭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后，女性只需用3年时间就完成了生育任务，在剩下的时间里，夫妻关系要靠感情、性爱来维系……性解放在中国进行得非常顺利，从过去的‘非性化’，到‘文革’期间的压抑，再到如今的巅峰。”

　　爱情从来不是党组工作课，实际上科学研究显示，爱情大多跟激素有过，人品、道德只是辅助工具，只爱一个人的灵魂从来不够诚恳：女人早已到了把性消费大大方方放到门面上谈的地步——甚至，没有婚姻，没有爱情做基础，不存在经济交易的性，也未必多么可耻。

　　当辣妈小S在演唱会上对男嘉宾动手动脚，就会有人举出幸福生仔机器张柏芝做教材，顺带教育儿子发烧上医院都没有亲自陪同的陈慧琳，这一类规训就像永远要在意识形态上给女人缠足的臭布——但是，对不起，“半床主义”们告诉大家——如今的女人除了当贤妻良母，还有很多事要做，麻烦您让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