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台湾的“烟台联中冤案”

　　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台湾宝岛，七月，澎湖即发生“山东流亡学校烟台联合中学匪谍组织”冤案，那是对我的当头棒喝，也是对所有外省人一个下马威。国民政府能在台湾立定脚跟，靠两件大案杀开一条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慑服了本省人，另一件烟台联合中学冤案慑服了外省人。就这个意义来说，两案可以相提并论。

　　内战开打，山东流亡学生两万多人逃出故乡。山东学生一万多人奔到广州。山东省政府主席秦德纯出面交涉，把这些青年交给澎湖防卫司令李振清收容，双方约定，让十六岁以下的孩子继续读书，十七岁以上的孩子受文武合一的教育。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在台湾澎湖当家做主的陈诚都批准这样安排。

　　一九四九年六月，学生分两批运往澎湖，八所中学师生近八千人登轮，八校合推烟台联中校长张敏之为总代表。七月十三日，澎湖防卫司令部违反约定，把年满十六岁的学生连同年龄未满十六岁但身高合乎“标准”的学生，一律编入步兵团。学生举手呼喊“要读书不要当兵”，士兵上前举起刺刀刺伤了两人，司令台前一片鲜血;另有士兵开枪射击，几个学生当场中弹。当年一位流亡学生说枪声响起时，广场中几千学生对着国旗跪下来。可怜的孩子，他们舍死忘生追赶这面国旗，国旗只是身不由己的一块布。

　　编兵一幕，澎湖防守司令李振清站在司令台上监督进行。流亡学校的总代表张敏之当面抗争，李振清怒斥他要鼓动学生造反。李振清虽然是个大老粗，到底行军打仗升到将军，总学会了几手兵不厌诈，他居然对学生说：“你们都是我花钱买来当兵的!一个兵三块银元!”他这句话本来想分化学生和校长的关系，殊不知把张敏之校长逼上十字架，当时学生六神无主，容易轻信谣言，这就是群众的弱点，英雄的悲哀。自来操纵群众玩弄群众的人，才可以得到现实利益!为他们真诚服务却要忧谗畏讥。张敏之是个烈士，“烈士殉名”，他为了证明人格清白，粉身碎骨都不顾，只有与李振清公开决裂，决裂到底。编剧家张永祥写文章，谈到当年在澎湖被迫入伍，常有同学半夜失踪，“早晨起床时只见鞋子”，那些强迫入伍后不甘心认命的学生，班长半夜把他装进麻袋丢进大海。

　　张敏之身陷澎湖，托人带信给台北的秦德纯，揭发澎湖防卫司令部违反约定。带信使者在澎湖码头上船的时候，卫兵从他口袋里搜出信来，没收了。张敏之又派烟台联合中学的另一位校长邹鉴到台北求救，车到台中就被捕了。

　　最后，张敏之以他惊人的毅力，促使山东省政府派大员视察流亡学生安置的情形，教育厅长徐轶千是个好样的，他“胆敢”会同教育部人士来到澎湖。李振清矢口否认强迫未成年的学生入伍，徐厅长请李振清集合编入军伍的学生见面，李无法拒绝，但是他的部下把大部分幼年兵带到海边拾贝壳。徐轶千告诉参加大集合的学生，“凡是年龄未满十六岁的学生站出来，回到学校去读书!”队伍中虽然还有幼年兵，谁也不敢出头乱动。张敏之动了感情，他问学生：你们不是哭着喊着要读书吗?现在为什么不站出来?徐厅长在这里，教育部的长官也在这里，你们怕什么?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你们错过了这个机会，再也没有下一次了!行列中有十几个孩子受到鼓励，这才冒险出列。李振清的谎言拆穿了。后来办案人员对张敏之罗织罪名，把这件事说成煽动学生意图制造暴乱。

　　徐轶千对张敏之说：“救出来一个算一个，事已至此，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澎湖防卫司令部认为此事难以善了，于是着手“做案”。做案如做文章，先要立意，那就是烟台联中有一个庞大的匪谍组织，鼓动山东流亡学生破坏建军。

　　做案如作文，有了材料便要布局。办案人员逮捕了一百多个学生，疲劳审问，从中选出可用的讯息，使这些讯息发酵、变质、走样，成为情节。办案人员锁定其中五个学生，按照各人的才能、仪表、性格，强迫他们分担角色，那作文成绩优良的，负责为中共作文字宣传;那强壮率直的，参与中共指挥的暴动;那文弱的，首先觉悟悔改自动招供，于是这五个学生都成了烟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分团长，他们的供词就成了其他学生成为匪谍的证明。

　　每一个分团当然都有团员，五个分团长自己思量谁可以做他的团员，如果实在想不出来，办案人员手中有“情报资料”，可以提供名单，证据呢，那时办“匪谍”，只要有人在办案人员写好的供词上盖下指纹，就是铁证如山。这么大的一个组织，单凭五个中学生当然玩不转，他们必然有领导，于是张敏之成了中共胶东区执行委员，邹鉴成了中共烟台区市党部委员兼烟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主任。

　　办案人员何以能够心想事成呢?惟一的法术是酷刑，所以审判“匪谍”一定要用军事法庭秘密进行。最后全案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判定两位校长(张敏之、邹鉴)五名学生(刘永祥、张世能、谭茂基、明同乐、王光耀)共同意图以非法方式颠覆政府，各处死刑及褫夺公权终身。时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张敏之四十三岁，邹鉴三十八岁。

　　冤案发生时，山东省主席秦德纯贵为“国防部次长”，邹鉴的亲戚张厉生是国民党中枢大老，都不敢出面过问，保安司令部“最后审判”时，同意两位山东籍的“立法委员”听审观察，两“立委”不敢出席。独有一位老先生裴鸣宇，他是山东籍“国大代表”，曾经是山东省参议会的议长，他老人家始终奔走陈情，提出二十六项对被告有利的证据，指出判决书十四项错误，虽然案子还是这样判定了。

　　本案“平反”，已是四十七年以后。之前，也曾有侠肝义胆多次努力，得到的答复是：“为国家留些颜面!”只为国家留颜面，不为国家留心肝，所谓国家颜面成了无情的面具，如果用这块面具做挡箭牌，一任其伤痕累累，正好应了什么人说的一句话：爱国是政治无赖汉最后的堡垒。

　　(文据“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