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300年

　　钓鱼岛问题风波不断，我们却在历史的夹缝中，在19世纪一个中国人远游的笔记中找到了几百年来钓鱼岛的完整画卷。

　　百余年前，在琉球归属问题上，中国同日本之间发生过激烈冲突。中国虽因力不胜，却阐明了道德大义。今日中日钓鱼岛之争，是百余年前中日琉球之争的继续。这一争端，远远超出一隅之地的界限，实乃公理与强权之战。

　　沈复《浮生六记》：

　　从“红楼梦”到钓鱼岛

　　2005年秋天的一个清晨，朝天宫古玩市场薄雾笼罩，这里的“鬼市”是淘书人经常光顾的地方，人们打着小手电筒，在地摊上到处寻觅自己想要的“宝贝”。

　　彭令跟其他人一样，借助电筒的微光，在故纸堆不停的搜索。一本破烂抄本封面，“记事珠”三个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翻开书页，一手漂亮的好字让彭令暗喜自己淘到了宝贝。商贩因彭令是外地客，还开了个高价，回忆这段经历，彭令说，“至今我也不知道这个书贩子姓甚名谁，如果书贩子知道这本破书里竟藏着一个惊天秘密，一定后悔不已。”

　　经鉴定，这是清代学者钱泳的笔记本，里面有清嘉庆十三年“册封琉球国”的记载，许多关于琉球风物的详细记载。第二年，彭令将《记事珠》送到中国书店春季书刊拍卖会上进行拍卖，却因种种原因，拍卖没有成功。

　　《记事珠》流拍后，彭令请古籍专家对手稿进行分拆装裱，还对手稿内容逐一进行研读和查考，以便下次拍卖。在梳理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隐藏在杂记册中的惊人秘密。

　　钱泳手稿包括题跋、诗稿、琐事杂记和清朝使节出使等内容，在《册封琉球国记略》标题文下，出现了嘉庆十三年奉旨前往琉球的册封大臣齐鲲、费锡章和吴安邦的姓名，最最关键的是，同时出现的姓名中还有另一位清朝人：沈复沈三白。文中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了册封琉球国王及追封先王的仪式过程。而此前，伪作《中山记历》写明沈复随册封使前往琉球的时间是在嘉庆五年。后来虽经俞平伯等人推测，沈复去琉球应为嘉庆十三年，却一直苦于没有确切证据。现在，有了钱泳手稿的相关内容，俞平伯的推测有了明确的出处。

　　进一步研究发现，钱泳抄本《记事珠》中的条目《海国记》，应当就是《浮生六记》遗失的卷五《中山记历》。彭令将自己的研究结果请教了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原所长萧相恺先生，萧所长完全赞同他的观点，而远在台湾的《浮生六记》研究学者、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蔡根祥教授更是积极支持彭令的研究。

　　《浮生六记》被称为“小红楼梦”，没想到精妙的文学作品却有着超越于文学的政治意义。

　　彭令对《浮生六记》“锱铢必较”式的研究，由此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公元1808年，沈复随同齐鲲、费锡章出使琉球。《海国记》中记叙着《浮生六记》沈复出使途中的见闻。当船行中琉边境时，沈复以55个字简洁生动地记载下钓鱼岛领域祭海的场景：“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

　　与记载钓鱼岛历史的文献《顺风相送》比，《海国记》是明确记述有“钓鱼台”三个字的古代名人手迹传世孤本。

　　沈复怎会料到，他当初写下的这卷文字，虽然在时光的淘洗中遗失不存，但他的吴地同乡钱泳，却将《海国记》的相关内容作为异域珍闻抄录下来，命名为《册封琉球国记略》并收入杂记本《记事珠》中，以便为日后写作积累资料，才使这卷佚文以另一种形式重现人间。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当钱泳的抄本暴光在世人面前，沈复的灵思智慧和湮灭在时光深处的记忆，仍然折射出夺人的光芒，引得无数人为之如痴如狂。

　　2009年12月，日本有人打电话给彭令，开价1000万人民币要买走《记事珠》，彭令拒绝了，“我是华夏子孙，日本人就是出一个亿也别想拿走，《记事珠》抄本必须留在中国。”

　　钓鱼岛风物志

　　“十三日上午大约八九点，看见了钓鱼岛，从海上远远望去，钓鱼岛的形状如搁置在水上的笔架一般。随后参照以往惯例，册封船遥祭黑水沟海神，再向天后妈祖叩拜祈祷。此时，忽见一群大如海鸥的白色燕鸟，绕着樯帆上下翻飞。这一天，海风也开始变势转向。十四日早晨，天色大明后，隐隐绰绰看见了前方的姑米山，此时已进入琉球境内了。”这是沈复笔下的《浮生六记——浮生与温暖》。

　　钓鱼岛位于台湾东北部，在琉球南部。即便琉球归属问题置而不论，钓鱼岛自古属于中国，也信而有证。清代文学家沈复所作《海国记》，曾描述了其经钓鱼岛前往琉球途中的情景：“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

　　这就是清代名著《浮生六记》的佚文。这本古书，就是清代学者钱泳的手写笔记《记事珠》。正是他的亲手抄录，得以保留下沈复所著的《浮生六记》的第五记《海国记》。

　　《浮生六记》曾因种种原因致使五、六两卷散佚后，一度成为学界憾事。现在却因为阴差阳错的机缘巧合，第五卷部分内容重现，这不仅是失而复得的收获，也为钓鱼岛主权归属寻得了新的铁证。

　　钓鱼岛是中国在明朝或更早先发现的。对于这一岛链，中国拥有主权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中国对其有专属发现权。重要地理文献《山海经》中，《海内北经》篇写道：“列姑射，在海河州中。”其中，“列姑射”就是中国古人对钓鱼岛列屿的称呼，当时指列岛海山，“其状宛如山龟卧榻之姿，有仰有俯”，很是形象生动。“海河州”指的是“黑潮”海带，仿佛海中的一条大河。这些描述与钓鱼岛所在海域的特征完全符合，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先民就已经发现了钓鱼岛。

　　1683年，清政府在澎湖海战，郑克塽投降，康熙帝仍将台湾划入大清帝国版图，归福建省管辖，而钓鱼岛是台湾渔民的传统捕鱼场。1786年由日本人林子平编写的地图书《三国通览图说》，也将台湾列为中国领土。

　　1885年建立台湾省，清朝积极治理台湾，增设府县，从而对钓鱼岛的影响力也间接提升。日方在1885年到1895年10年间对钓鱼岛产生兴趣进行考察，有关占领之事，日本政府外务卿谓：“岛屿近清国之境……且清国已命其岛名。近日清国……对我国心怀猜疑……此时若公然骤施立国标诸策，则易为清国所疑。窃以为……建立国标、开发诸事可留待他日。”

　　中日两国诸多文献和文件都清楚显示，钓鱼岛本为中国领土，因甲午战争失利而被日本占领。这些岛屿连同台湾一同被割让给日本，但随着二战结束，钓鱼岛与台湾一道，恢复1895年之前的法律地位，重新归属中国。只是由于二战结束后，钓鱼岛被美军占领，直到1972年，美国违反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报》，将冲绳与钓鱼岛一并交给日本管辖。当时，海峡两岸都曾对美国的这一行为提出抗议，而日本就是据此，宣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

　　从康熙到曾国藩：

　　历史上的对日策略

　　在康熙三十年以后的记录中，康熙多次评论日本人。他并不叫他们为日本国，而只叫“倭子国”。他说：“倭子国，最是反复无常之国。其人，甚卑贱，不知世上有恩谊，只一味慑于武威……故尔，不得对其有稍许好颜色。”

　　康熙这段话，深刻揭示了日本人无赖加海盗的本质，即敬酒不吃吃罚酒。

　　有臣子问他为什么叫倭子国?他回答说就是矮子国，“其国人不知何故天生矮小……”康熙帝还进一步解释说——“倭”字从人从委，委亦声。“委”意为“身材软缩”、人”与“委”联合起来表示“身材矮小的人”。“寇”字从完从攴。“完”指“家园完整”，“攴”指“敲打”。“完”与“攴”联合起来表示“家园破碎”。他还说，“倭寇”一辞的由来，是从‘高句丽广开土王碑’(西元414年)碑文上所记载而来，在此“寇”当动词，即“日本侵略”之意，而之后“倭寇”二字作为名词独立，用以称呼来自倭子国的海盗。

　　从这些言谈中可以看出，康熙看透了日本人“不知世上有恩谊，只一味慑于武威”的本质，因而，从不给好颜色。

　　也许正因为如此，日本人才对康熙帝极为敬重，尊其为“上国圣人”。他们甚至将康熙的《圣谕》翻译过去当宝书读。

　　相对于康熙帝的不给日本人好脸，曾国藩却看透了日本的狼子野心。

　　许多人知道曾国藩剿灭了太平军，但却不知他对国人发出的“日本诚为中国永久之大患也!”的世纪警告。风雨如晦的19世纪中末，只有曾国藩看到了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然而他的警告却被遗失在历史的风尘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