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从何处来》：中国式“寻根”与“断根”

　　央视最近播出了一个大型“寻根”纪录片《客从何处来》，记录了曾宝仪、马未都、陈冲和易中天等人追寻自己的父辈和祖辈的足迹的故事。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中国人自古对于“家乡”都有着一种特别的眷恋，而由于历史原因，很多人跟传统文化是断裂、隔绝的，对自己的家史也往往就能追溯到两三代，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寻找文化认同和身份存在感。中国式寻根，是否改变我们的格调和审美?又隐喻了怎样的文化现实?

　　寻找易中天们的家族史

　　历史学家易中天熟读中国数千年历史，却不了解易氏家族七十多年前的悲剧——1939年9月23日，易家数百人一天内死于非命，年龄最大的七十一岁，最小的只有一岁。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易中天的祖上又是如何逃过一劫的?

　　央视主持人阿丘心中一个巨石般的家族隐私是：自己的外公、外婆到底是不是叛徒?家里几十年为什么讳莫如深?

　　演员陈冲的外公张昌绍是中国药理学奠基人，文革中自杀。被外公带大的她成年后一直想搞清楚，为什么一个人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收藏家马未都一搭眼就能辨别古瓷真伪，但他不清楚自己的父亲当年何以离家参军，自己的母系家族来自何方，为什么扎根北京。台湾演员曾宝仪则是带着浓浓的乡愁寻找外公的故土。

　　他们是电视节目《客从何处来》的嘉宾。2013年4月11日，《客从何处来》试映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作团队给这些嘉宾们鞠了个躬。“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面对真实的历史?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把面对历史的真实情感和思考贡献出来?在今天这可能仍然是个问题。”敢不敢面对历史，本身就是一场“冒险”。

　　一个家族久久埋藏的东西里有隐痛和恐惧，阿丘马来西亚的表哥给节目组写信：“那段历史对我表弟和我的家庭都非常敏感。但如果这是通往真相唯一的路，我愿意继续。”

　　虽然每位嘉宾的拍摄时间只有二十天左右，但工作人员此前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月的准备，首先对相关资料进行考据式的梳理，找到重要的线索，并设置成拍摄进程中的节点。

　　因为线索繁多，“寻根”辗转跋涉十几个地点，遍及4个国家。易中天表示，拍摄过程仿佛“破案”游戏。节目组首先会了解嘉宾对家族历史了解多少，然后在其未知领域安排“迷局”，以此拍摄其与历史“第一次相遇的震惊与感动”。

　　谈及为何来参加这个节目时，易中天说：“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到哪里去，你就会成为一个没有着落的人，一个悬在半空的人。”

　　“由于某些历史原因，现在中国人普遍的情况是跟传统文化断裂、隔绝，对自己的家史能追溯到两代、三代就不错了”，易中天坦言对自己家族历史了解得很少，“现在我想了解了，人又大都不在了。”

　　《客从何处来》播出后，受到了很多文化界人士和普通观众的关注，就连生子后一直低调的柴静也撰写长文推荐这个节目，希望观众花一点时间和耐心来看。学者余世存花5年时间写记述百年中国名门家族兴衰的《家世》，是从“家风家教之于当下”的视角撰写中国家族的传奇经历，他认为，这个节目呼应了经济条件好转之后，很多人寻找文化认同和身份存在感的心理。

　　尽管当代的家庭已经从传统的四世同堂演变成二世或一世家庭，但“家世”问题仍一以贯之。家世甚至从宗族家庭问题，演变成空前的社会问题，“高富帅”和“吊丝”等词汇的流行即是明证。

　　从明代到欧洲：

　　“寻根”与文化高峰

　　中国人热爱寻根。

　　谈及为何《客从何处来》和他的《家世》都将视角对准名人家世时，余世存说：“普通人家也有家风家教，但往往名门望族的更突出一些，有代表性和教育意义。”

　　在明代的生活格调指南《长物志》中，家具、器物、摆设和书画，莫不以“仿古”为至高标准。出身江南文人领袖世家的文震亨笔下，通篇都是：“旧制最佳。亦须照古式为之。愈古愈雅。不得旧者，亦须仿旧式。古人制具尚用，不惜所费，故制作极备，非后人苟且……”

　　中国文人画的最后一个高峰期的艺术理论也是建立在“寻根”之上，明代晚期的江南艺术圈领军人物董其昌艺术理论的关键词就是：寻根。我们大概可以说，明代中晚期鼎盛一时的文化与艺术都离不开“寻根”。

　　与现代美国人一样，寻根本领的高低同样决定了一个明代人的品味格调的高下。

　　替名人“寻根问祖”的节目，早有英国广播公司2004年开播的名牌节目《你以为你是谁》，节目模式被美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家采用。每期节目，由一位名人探访自己的亲戚、各地档案馆、祖居、医院甚至火葬场，从先人的各种记录中追寻家族的历史。

　　但倘若让16世纪的欧洲人看到“寻根”的节目，他们会哑然失笑，因为他们根本不必跋山涉水，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的足迹就写在他的姓名上。

　　中世纪的欧洲平民大多都没有姓氏，小镇青年去大城市闯荡才给自己随便找一个姓氏，以免同名混淆。文艺复兴三杰在乡下小镇当待业青年的时候都没有姓氏，在大城市扬名立万之后才把自己的家乡名字冒充姓氏，莱奥纳多·达·芬奇就是来自芬奇小镇的莱奥纳多，拉斐尔·达·乌尔比诺就是来自乌尔比诺的拉斐尔。

　　事实上，欧洲人也同样热衷于寻根，热衷于在回首历史中确认今天的身份。譬如，中世纪的骑士就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战斗英雄当作偶像。最早的骑士都是一文不名的庶子，穷困潦倒的低等贵族，他们渴望战争，因为只有战斗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当他们问一句“我是谁”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体面的答案在等着他。他们只有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英雄故事中去“寻根”，寻找可以依靠的精神力量和英雄主义。

　　骑士需要寻根，革命志士也要寻根。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克·路易·大卫从古典时期的传说故事中为革命寻求新的力量，那幅著名的《荷拉斯兄弟的誓言》就是借古典英雄之血来浇灌今日之革命。

　　欧洲人喜欢寻根，没有历史的美国人更加热衷于寻根。非洲裔美国人不用说，一部著名小说《根》，回望前世的非洲，看清今生的美洲。盎格鲁·撒克逊人不但自己爱寻根，也爱帮别人寻根，戴蒙德那一本获普利策奖的《枪炮、病菌与钢铁》，通过对各种原始部落的“寻根”，为今天的少数民族裔难以融入现代社会寻找完美的解释。在中国更为著名的《格调》一书，则嘲讽了现代美国人如何热衷于保留英格兰的传统，在英格兰传统中“寻根”的本领决定着一个现代美国人的“格调”。

　　20世纪中国：失败的“寻根”?

　　有人寻根，也有人努力斩断自己的根。20世纪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中，革命小将们急切地颠覆传统文化，在文化激进主义者看来，只有在完成了文化上的“弑父”之后才能迎来新世界。这种俄狄浦斯情结在20世纪的中国蔓延了70年，直到80年代的意识形态突变之后，又再次兴起寻根文学，人们渴望在“我的爷爷奶奶”的故事中确认自己的身份。

　　家谱是一个家族最主要的文献，也记录了众多的历史资料，与国史、地方志一起，构成中国历史的三大支柱。近年来，不少村落掀起重修家谱潮，番禺善世堂后人斥资千万修复村古旧祠堂、欲重写族谱;珠村潘氏后人潘剑明为修复族谱奔走多年。

　　有成功的寻根，就有失败的寻根，中国近30年以来的诸多“寻根”几乎都是缺少文化意义的失败的寻根。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明式家具热潮，就是一次失败的寻根，我们照抄着明代家具的样式，却不知道明代家具与彼时文人的审美观、人生观、生活方式血脉相连，我们无法在明式家具的基础上设计出一种符合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价值的家具，只仿佛把别人的家谱照抄了一遍，毫无创建。

　　与明式家具一起发烧的还有古玩收藏热，那是另一次失败的寻根。据说全国古玩收藏者有九千万，但是我们并没有从收藏古玩当中感受到多少传统文化的熏陶，电视上的鉴宝节目里，一张张狂喜的脸和一个个沮丧的苦笑，皆因“一夜暴富”的梦想成真或者幻想破灭。

　　焚香、茶道，当然也是一种寻根。但是我们已经忘记古人焚香的真义是清心，茶道的真义是寡欲。今人一边熟练地张罗着繁复的香道、茶道的礼节，一边聊着如何囤货老班章，如何做旧新紫砂。这种寻根只不过是借古人的台，唱自己的戏。

　　有跨越朝代的寻根，也有跨越国界的寻根。精神空虚，信仰缺失的时节里，我们开始怀旧，希望能够在旧时旧人中寻找到精神的偶像。

　　有人在富豪会的掌声中总结出“贵族精神”：文化的教养;社会的担当;自由的灵魂。但是，阻止人文主义者给民众启蒙的贵族，何来的文化教养?鞭挞奴隶、掠人妻女、十字军东征，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暴政……贵族何来的社会担当?千方百计维护森严的等级制度的贵族，何来的自由灵魂?

　　中国近30年来的寻根之旅，似乎并没有真正改变我们的价值取向，也没有改变我们的格调和审美。我们的媒体热衷于报道天价的古玩，而从来不会问问大藏家收藏古玩之后，可曾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感染?我们坐在明式的椅子上，感受到的不是明人的隐逸和澹泊，而是坐拥黄花梨和紫檀木的志得意满。

　　重要的不是寻根，而是寻到了之后如何面对?央视的《客从何处来》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