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的冰火两重天

　　近日，《舌尖上的中国2》收官，与好评如潮的第一季相比，第二季从开播至今一直被各种争议围绕。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创造了纪录片收视率的最高纪录的同时，也创造了令业内瞠目的商业价值，这部投入仅3000万的纪录片初步估计可收获近两亿元回报。

　　但在《舌尖》大火的同时，从事纪录片拍摄已40余年的台湾电视人、中华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俞晓佩一语道出纪录片表面繁荣后的真相——生存艰难、孤寂无援。

　　智利纪录片导演顾兹曼说：“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我们正处于纪录片的冰火两重天，未来纪录片的出路到底在哪儿?

　　表面繁荣背后的“一地鸡毛”

　　不可否认，《舌尖上的中国》让纪录片在中国变得“下里巴人”。

　　《锵锵三人行》称其为食物色情片，网络上流行《舌尖上的中国》美食拍摄小技巧，在片中提到的所有食物无一不大卖——《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第一集播放中，淘宝上销售西藏灵芝的野生蜂蜜网店就收到120多单，而销售四川烟熏香肠的网店，近1个小时收到了104位买家1-5包不等的订单;片中提到的三门湾望潮近1个小时卖出了78斤。

　　如果忘记其纪录片的属性，这无疑是一场全国吃货的狂欢。由其看中国纪录片的未来，显然繁荣的不可抑制。更何况，中国广播电影电视节目交易中心副总经理程春丽还曾表示，因为《舌尖》的带动，“目前纪录片的价格已经从10年前的一分钟10块钱，飙升到目前一分钟10000元的顶级价格。”

　　但事实上，这不过是个错觉。在2012年5月这个纪录片的所谓拐点之后，除了《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所有中国观众，依旧记不起任何一部纪录片。包括跟风者《中国美食探秘》和《舌尖》第一季原班人马打造的《超级工程》。

　　虚假繁荣的背后，是众多叫好不叫座的纪录片。

　　2002年起，崔永元开始策划“口述历史”纪录片项目，整个团队分为电影、外交、战争、共和国发展史四部分，用8年时间，耗资1.3亿元，共计采访4000多人，积累了600万分钟的素材，但现实是，从这些浩瀚的资料里摘出的大型历史纪录片《我的抗战》两部共计62集，崔永元称卖片的价格却被压得极低，还不如大老板请他主持一场婚礼的开价。

　　2006年，号称史诗级、投资一千万的纪录片《圆明园》被媒体冠为票房黑马，只因票房突破500万;由旅美华人女导演杨紫烨执导、中国预防艾滋病宣传制作中心制作的中美合拍纪录短片《颍州的孩子》，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大奖，这是中国纪录片在奥斯卡的第一次亮相，却压根没进入中国电影院线。

　　2007年，美国圣丹斯电影节上举行首映式的《南京》在全球引起了轰动，在国内的上映也是宣传得如火如荼，但不能掩盖的事实是，在《变形金刚》的冲击下，出于票房的考虑，南京等许多先期上映《南京》的城市影院纷纷减少《南京》的放映场次，甚至暂停放映。

　　2011年，由法国导演雅克·贝汉执导的纪录片《海洋》在中国上映，这部拍摄期长达7年，耗资5000万欧元，堪称“史上最烧钱纪录片”，在国外获得一致好评，但在中国却遭到冷遇，西安一场播放下来不过仅有两三个观众，而上海第一周的票房不过五万元，总票房不过1500万元。

　　纪录片的中国时间

　　纪录片在中国，并非没有辉煌历程。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电视纪录片大行其道。中日合拍的大型纪录片《丝绸之路》和《话说长江》在全国播放时，收视率曾高达30%，直追同时热播的电视剧《四世同堂》和《红楼梦》。

　　1993年6月，《东方时空》筹备组组长孙玉胜在央视大楼二层，拉住了如今被陈晓卿称为“央视新闻中心纪录片的带头大哥”的陈虻，邀请他出任服务性节目《东方时空·生活空间》的制片人。

　　陈虻没敢直接答应，而是回去闷头看了20多天的《生活空间》，在一个月后，成为《生活空间》的第三任制片人。

　　“生活不仅仅是炒菜、做饭，其实也包括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人和人之间的理解，这就是一种人文教养。做人和做饭，我以为做人更紧要一些。这个节目既然叫服务性节目，沿着服务的思路去想，它能不能服务于人的思想，能不能提高人的人文教养水平呢?”

　　出于此，陈虻定下了《生活空间》的宣传语“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开始带领《生活空间》从服务性栏目向纪录片栏目转身。

　　上世纪90年代初，恰值纪实主义浪潮盛行，把摄像机对准农民工、下岗女工、个体户、学生、城市漂泊者等普通人的纪录片恰好与其合拍。于是在那一年，北京的《生活空间》和上海的《纪录片编辑室》成为黑马，引领了中国纪录片的首次市场高潮，到1995年，全国共有36家电视台设立了纪录片栏目，1997年这一数目增至46个。

　　但好景不长，时至上世纪90年代末，各种电视纪实栏目的收视率开始急速下降，曾创下36%的收视奇迹的《纪录片编辑室》已降至7%左右。2003年6月，中央电视台推行末位淘汰制，《纪录片》栏目更名为《见证》有幸保留下来，但是，目前《见证》的收视率只有0.2%或0.3%。

　　与此同时，中国的独立纪录片一直在国际市场上大受青睐。

　　1988年，北漂青年吴文光以自己的视角拍下了5位流浪艺术家的生活，这是中国第一部独立纪录片，名字叫《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

　　由它为起点，众多独立纪录片应运而生，1997年，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获得法国真实电影节大奖，1999年，杨天乙和朱明传的《老头》和《北京弹将》在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获奖;2003年，王兵的《铁西区》在法国马赛纪录片电影节获得最佳纪录片;2007年，赵亮的《罪与罚》获得西班牙国际电影节银奖、第十届捷克“就一个世界”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并在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高奖“金气球奖”。

　　但可惜的是，当电视纪录片遭遇收视率滑铁卢的同时，在艺术表达与文化工业市场的冲突中，热于制作而冷于市场的独立纪录片，同样因缺少票房而变得生存艰难、孤寂无援。

　　2010年，贾樟柯执导的纪录片杀入暑期档，全国总票房仅50多万。贾樟柯只能说：“国内的纪录片比文艺片的生存状况更难，我能把《海上传奇》这样一部纪录片带入影院，已经是巨大的胜利。”

　　纪录片的黄金时代应该是“一个广开言路的时代”

　　既如此，《舌尖上的中国》的成功是否可以复制?

　　纪录片《大国崛起》、《公司的力量》总导演任学安认为，“取决于你能不能生产出像《舌尖上的中国》这样优秀的作品来。没有这样优秀的作品去打动人和吸引人的话，纪录片天天都有人生产，现在的播出渠道也多了，但是它并不一定就代表着繁荣本身。”

　　中国纪录片的重要代表人物康健宁则认为，一两部纪录片的广受好评不能就说是一个时代的到来，纪录片的黄金时代应该是“一个广开言路的时代”。这就意味着要扩大纪录片选题范围。

　　“中国的纪录片有很多题材可以选择，因为中国现在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有必要把那些老年人的记忆重新发掘出来，讲述怀旧的故事，展示中国人的精神，分享他们真实的生活。”曾经以一部《云之南》把丽江带到全世界的英国纪录片导演菲尔·阿格兰说。在他看来，“中国人有能力用自己的角度去讲述世界，而不是假装去模仿别人。”

　　事实上，一部好的纪录片不仅要选对题材，更需要大量的成本投入。

　　“在这一点上，国内外的纪录片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中国视协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长陈汉元介绍说，“国外真正好的纪录片是名副其实的记录。不管是记录人的活动、动物的活动还是植物的成长，都是下了血本，包括时间、生命、金钱，有可能十年八年，这在中国完全不可能，尤其是中国的纪录片栏目化了以后，为了保证节目不被‘开天窗’，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拍摄，所以节目的质量必然会下降。”

　　当然，更有人建议多建专门放映纪录片的影院。“小时候我们可以在红旗新闻科教电影院专门看科教电影，那时候这家影院是全天候放映纪录片的，我们都非常喜欢看。因为看纪录片就像看一个不认识的新世界。但现在没有这样的影院了，到处都是商业大片，想看纪录片都没地方去，如果有更多的影院专门安排放映纪录片会更好。”

　　这当然有些“天方夜谭”，不过许多国家给出了别的方法——法国外交部设有专门的纪录片处，政府每年都会给该处拨款;韩国纪录片由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和文化体育观光部来负责执行;日本文化厅和艺术文化振兴会，是日本直接对纪录电影实施保护的窗口。美国的“银城纪录片电影节”被称为“纪录片的天堂”。

　　对于纪录片，陈虻说：“纪录片，标志着一个台的文化艺术水平。”独立纪录片《厚街》导演表示：“纪录片不是个平民的活，衣食无忧之后才能做这种奢侈的事。”但智利纪录片导演顾兹曼则认为：“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