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相册：纪录片表情

　　近日，大型纪录片《货币》在央视热播，成为继《舌尖上的中国》后，又一部迅速走红的纪录片。近年来，《大国崛起》、《水问》、《华尔街》等国产纪录片多次引发舆论热潮，成为我们观察当代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智利纪录片导演顾兹曼的这句话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纪录片诞生100多年来，作为我们记录历史瞬间的重要手段，影响着人类进程。纪录片距离我们有多远?什么是真正的纪录片精神?纪录片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如何?

　　从《大国崛起》到《货币》，官方纪录片的辉煌十年

　　她在美索布达米亚平原的泥板上，她在亚西亚海边的贝壳里，她在太平洋岛的石头上，她在印第安人的珍珠项链里。她阳光，成就了一切的一切，让自由成为自由，让财富成为财富;她冰冷，定义了今天的格局，让欲望成为欲望，让战争成为战争。如果将人类的250万年压缩成24小时，那么她伴随人类不足三分钟。人们知道她从哪里来，但不知道她到哪里去，她——就是熟悉而又陌生的货币。

　　——纪录片《货币》片头词。

　　“打开货币之门，端详世界格局”是这部纪录片的主题。总导演李成才亲自撰写的片头词发人深省。人类文明史可以看做一部财富史，通过货币这条线索，清晰审视世界形势的斗转星移。希腊、罗马、荷兰、英国、美国、日本这些国家的发展正是源于对货币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货币》由一个精英团队历时1年打造完成，从2011年8月开始，5个摄制组分赴意大利、希腊、英国、法国、德国、南非、美国、日本、中国的香港和内地进行拍摄。美国印钞局和铸币局、南非地下金矿、藏有“交子”原件的日本货币博物馆、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都成为《货币》的实地拍摄场景。

　　总导演李成才透露，《货币》是中央电视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外拍，不管是拍摄的地域、周期、投入资金，还是拍摄技术上的复杂程度、主创团队阵容，《货币》都超过了《大国崛起》、《华尔街》、《舌尖上的中国》这些以往的鸿篇巨制，创下央视纪录片多项历史之最。

　　42岁做《大国崛起》，45岁做《华尔街》，48岁做《货币》，纪录片是李成才自我思考的释放方式。“中国最大的事情就是社会转型，我希望能用自己的方式，参与进来。假若中国用财富的标准来评价自己是否强大，那就需要尊重这套财富原则，改善相应的财富土壤，除非我们变一个衡量标准。”

　　李成才说：“纪录片是理性的产物，适合知识分子去表达。我特别喜欢傅雷的那段话，大致是说知识分子是林中的鸟，当风雨欲来的时候，鸟第一个感受到，有责任把这种信息尽早告诉其他动物。知识分子也应该是最敏锐的。”

　　两个探索：

　　独立纪录片和环保纪录片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国产大型纪录片曾在中国掀起轩然大波，形成社会性的公共事件。《话说长江》(1983)、《话说运河》(1987)、《河殇》(1988)和《望长城》(1991)这些纪实主义浪潮中优秀的纪录片宛如一颗颗明珠，让国人眼前一亮，装点了纪录片与中国电视观众的“蜜月期”。

　　“蜜月”之前，是几十年的宣教，之后，便慢慢陷入围困，中国纪录片基本与市场无关。

　　作为当今社会最重要的影像纪录方式，肇始于1990年代的独立纪录片运动，对中国当下社会进行了原生态而多方位、立体的解读与思考。从中国主流媒体的中央电视台到日本NHK、英国BBC，从当年北漂青年吴文光拿着从电视台蹭来的摄像机拍下《流浪北京》，开启中国新纪录运动的发轫之作，再到《归途列车》、《克拉玛依》……纪录片制作者以自觉的语言，对中国社会进行独特的挖掘与再现。

　　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的独立纪录片，是《流浪北京》，导演吴文光，拍摄于1988年6月至1989年10月。

　　吴文光之于中国新纪录片的意义相当于崔健之于中国摇滚。这部片子事实上就是一个流浪艺术家拍下了另外5位流浪艺术家的生活，从来没有公开播放，以前一直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大陆影视圈广为流传，加上口耳相传，引起巨大的震动与争议。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中国新记录片的上限。

　　吴文光说：“这部片子完成之后，整个八十年代这一页已被翻过。对于一类中国青年来说，也许是一种浪漫的梦想主义时代的结束，以及进入的九十年代会完全是另一种面目，即便是《流浪北京》里的人物，他们操行的‘艺术人生’也可能会变成‘人生艺术’。”

　　环保，一直是纪录片关注的重点。

　　8月10日，姚明飞抵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参与一系列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活动，并拍摄一部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纪录片《野性的终结》。

　　他和他的团队希望以纪录片的形式，把更多关于非法猎杀的真实场景展现给观众。在这部90分钟的纪录片里，姚明说他们将“展示很多现场拍摄的东西”，尽力去宣传反偷猎、反猎杀珍稀动物的主题。

　　6年前，姚明成为国际环保组织野生救援的公益代言人，他为“拒食鱼翅”的倡议付出了很多努力，而野生救援组织那句“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的口号，也在姚明等公益明星的传播下日益深入人心。这次来非洲，姚明说是“希望唤起公众对处境堪忧的非洲大象和犀牛的保护意识”。

　　在肯尼亚北部的桑布鲁国家公园，姚明亲眼看到了被盗猎者留下的3具大象尸体。“过去也看过一些关于反盗猎的宣传片，包括被偷猎的大象的尸体照片。但是这一次亲眼看到3处大象的遗骸，这种感觉和电视上太不一样了。”

　　姚明说，亚洲市场和犀牛角、象牙交易有着“很大关系”，因为亚洲包括中国在内，都是崛起中的经济体，有这类消费品的需求，另外，也与地区文化传统有关。

　　纪录片风靡世界，却在中国遭遇滑铁卢

　　纪录片的功能是什么?记录者的立场是什么?这恐怕是每个纪录片拍摄者都在考虑的问题。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曾有过一句名言：好的纪录片拍摄者，会把自己和摄像机定位为停在墙壁上的一只苍蝇。这样，拍摄对象明明知道他在拍摄，但总是会忽略或者忘记拍摄者的存在。

　　陈虻这段名言被反复引用，作为纪录片拍摄者保持冷静客观决不掺和的经典表述。但漫长的纪录片拍摄历程后，人们开始反思，纪录片完全可以是公民的一种社会参与行为。2010年获得奥斯卡最佳长纪录片大奖的《海豚湾》就是一部典型的社会行动纪录片。

　　英国BBC电视台耗时5年制作的纪录片《冰冻地球》于2012年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播出。这部耗资巨大的纪录片用镜头真实的展现了正在逐渐溶解的地球两极，以及生活在这里的各种生物，片中种种景象让人叹为观止。

　　纪录片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世界，而我们回溯历史，纪录片自从出现，就已经在历史进程中留下足迹。

　　电影的诞生始于纪录片的创作。1895年法国路易·卢米埃尔拍摄的《工厂的大门》、《火车进站》等实验性的电影，都属于纪录片的性质。中国纪录电影的拍摄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第一部是1905年的《定军山》。最早的一些镜头，包括清朝末年的社会风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片断和历史人物李鸿章等。

　　所有影像作品中，纪录片的史料价值排在第一位。

　　如今，纪录片在国外市场已经非常大，其中，仅纪录片专业制作公司美国探索频道便坐拥160个国家和地区10亿用户，而且许多国家都把纪录片当成宣传国家形象的一种有效手段。

　　然而，在国际纪录片市场发展繁荣的背景下，“低收视率”、“亏本”、“困惑”却成为描述中国纪录片市场的关键词。

　　独立纪录片导演杜海滨2007年的作品《伞》，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纪录片单元。他坦言，纪录片在中国获得经济效益是不可能的，连发行都十分困难，更别提相关衍生产品。大陆与香港都没有纪录片市场，相较而言，台湾还好一些。

　　至于电视台制作播出的纪录片，大多播完之后即回到磁带库长眠。而电影院，《较量》、《周恩来外交风云》等少数政治纪录片成功上映后再也没有令人乐观的消息，轰动世界的《鸟的迁徙》在电影院内也坐了冷板凳。从威尼斯归来后，杜海滨希望《伞》能够在香港影院公映，但是对方一口回绝，理由很简单，“绝对没有票房”。

　　可以这样说，中国纪录片问题的真正根源在文化，权力文化、消费文化大行其道，而贫弱的文化又怎能培育出真正优秀的纪录片?说白了，什么时候中国人有了精神生活，中国就有了真正的纪录片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