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回家”与百年贞节史
日前，武汉一位38岁的女硕士涂世友，在微博上注册网名为“贞操女神”，晒出自己在武汉同济医院的处女鉴定报告，并把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说：“性的张扬与放纵是可以亡国的”这句话放在自己创办的“雅品贞操网”的显要位置。
不同的价值观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博弈。贞操、守节等男权社会所产生的价值观似乎正卷土重来。现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贞操观”?高调复归贞操观，是否也展现出我们与现代性之间的紧张感?娜拉回归：贞操才是最好的嫁妆?
当“精神寡妇”秋瑾们决定不做装饰中产阶级客厅的“猫狗宠物”，为不当“别墅里的主妇”而斗争而离婚出走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一百多年之后，被她们“解放”出来的新时代妇女们反而憧憬起“专业太太”的生活。
第一批振臂而呼号召女性回家的，是上海市人大代表柏万青女士。2011年3月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抛出的“贞操是女孩给婆家最贵重的陪嫁!”平地惊雷。
物以稀为贵?退后一百年，全民守贞的年代，女人最不缺的就是处女膜，最缺的却是文凭。地主老财们往往会把闺女送往上海艺专、女子师范等教会学校，学习品酒品茶、把玩食具、英语与交谊舞——培养高级太太，用大学毕业证做给婆家最好的嫁妆。作家刘索拉都读过这样的学校。
不过，收到外国文艺思潮熏陶的女性却开始不安分，不甘当做“好看花瓶”被估价被嫁人的命运，纷纷闹出了“幺蛾子”。1918年6月《娜拉》发表。1919年3月，胡适戏仿《娜拉》的独幕剧本《终身大事》发表。《终身大事》，叙述了一个中国娜拉为争取婚姻自主离家出走的故事。数月之后五四运动发生，《终身大事》迅速成为各地学生社团上演的热门剧目。而几年后，举国上下，到处都有出走的娜拉。
1923年12月，鲁迅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做了《娜拉出走怎样》的著名演讲，在这场讲演中，他清醒地提出了“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的命题。鲁迅小说《伤逝》中的女主角子君就是当时出走家庭的女学生的最好样本——脑子一发昏，跟个男学生私奔，没钱没本事，结果变成了一个只懂煮饭、吃饭、饲油鸡，没有思想、声音与灵魂的庸俗主妇。更要命的是，贞操也没了。
时代变幻，一百年左右，上帝收回了女人的贞操，给了女人手艺。新时代，一般的女人都受过义务教育，读过大学，最不济也上过技校，掌握点儿赚钱的活计;同时，上帝还抬高了房价，一般的家庭，丈夫的工资也养活不起一个太太——所有的女人，都变成了出走的“娜拉”。
出走的娜拉，嫁妆变多了——学历、工资、手艺、厨艺、一起还房贷不说依旧还兼顾着生孩子，唯一少了的便是贞操。
不能负担养一个太太的中低收入者，也享受不到完整的处女膜。目前在微博上注册名为“贞操女神”大晒处女鉴定书的武汉38岁女硕士涂世友，便持此对“中下层男人”悲天悯人的情怀呼吁性守贞，“目前是很多富人占用了大部分的贞操资源，穷人只能娶富人的第N手女人了。我倡导守贞其实还是为中下层人服务。”
士大夫阶层的旌表节妇制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事实上，时间倒回到清末、民国，中国上千年的性爱史就是一部寡妇灵肉史与女性守贞史。
“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从班昭《女诫》中对禁止寡妇再嫁的赞赏开始，士大夫阶层的旌表节妇制度成为精英话语权。
有人问宋代大儒程颢，如果一个女人死了丈夫，若不改嫁就无法生活，就得饿死，该怎么办﹖程颢回答“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11世纪，由北宋程朱理学的盛行开始。当时有一些新儒家，特别是周敦颐和程颐，提出了一系列影响后世的理论，“节”对于女子的重要性超乎寻常。
明代，朝廷第一次发布了关于旌表节妇的详细制度条例。这些节妇同孝子贤孙、义士及死于反抗强暴的烈女一样被挑选出来，成为一种特殊的荣誉。此外，在明律之下，节妇为户主的家庭可以免征徭役。
清代，对妇女贞节问题的关心开始成为一种真正的信仰。由最高统治者皇帝亲手书写的旌表，会被安放在千万家声称有节妇的家族的门楣上。此外，甄选出来的节妇的名字，会被刻在牌坊上，或安放在县治的庙宇中。中国的县志记载中，妇女贞节是当地荣誉的象征。
严厉的“守贞宗教”之下，寡妇潘金莲们只能“忘性兴叹”。《礼记》有一句话“寡妇不夜哭”，从明清众多文献对列女的记载中，可以发现，当时绝大多数的寡妇，年龄在14至30岁之间。这一年龄段正是女性情感的旺盛期，也是性需求的强烈期。
清朝有一位“高节妇”，17岁时开始守寡，守到96岁而死。寡妇为了抑制自己的情欲，不惜自残身体。清人青城子《志异续编》卷3载：某节妇，少年矢志守节，每天晚上关门后，家人总能听到铜钱掉在地上的声音，天亮后，地上并不见钱。后来这女子年寿已高，临终时，从枕畔拿出百枚铜钱，“光亮如镜”。她指着钱对儿媳说，这就是助我一生守节的工具了。原来，她每于夜间熄灯后，将百枚铜钱撒于地上，一枚一枚地摸索寻找，直到全部找到，自己也已身心疲惫，这才上床休息。于是，所有灵和肉的念想便在劳累中化为乌有。
难耐孤苦，也有人开始写书。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汉代的班昭，她14岁嫁给同郡曹世叔为妻，不久即守寡，不曾改嫁，作《女诫》7篇，劝诫女性如何做一个好女人，一直以来大受男人追捧。至民国初年，几乎每一个读书的女子启蒙时都读过。
从组织上的介绍信到“拿你当个零件用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贞操观?
事实上，解放初期，贞节依旧是衡量男人女人道德标准的重要标杆。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恋爱中的男女依旧需要提防着联防队的手电筒、街坊老太太的嘴巴与流言、宾馆里查结婚证的警察，结婚需要单位跟居委会的介绍信、出轨那就告到你领导那儿、搞破鞋则是对一个男人事业的最大打击对一个女人品行的最致命诋毁。
所谓的“道德败坏”实质上更多起因于生活方式的多元。相比较起解放初期，想解决性欲、想进行性生活，也就得登记结婚——当下社会显然有更多的途径，酒吧、迪厅、洗头房、天上人间甚至正儿八经的宴会甚至总经理的办公室，都有艳遇与性事的可能性。21世纪初期，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下半身”写作的女作家的小说中，便充斥这以上各种场合与情境。
获得性快感所付出的生活成本、责任成本大大降低了，性资源不那么紧缺了，相应的性泛滥的情况也随即而生。面对着诱惑，我们无可救药的人性，往往产生的只有弱与恶。一夜情、换妻、性集邮、未婚同居、奉子成婚、艾滋病，无法否认，这都构成了我们当下性与爱的一环。
面对涂世友等高调复归贞操观的“女性回族”，一定程度上也展现出了我们与现代性之间的紧张感。我们时代，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贞操观?
1984年，美国女歌手麦当娜的一曲“宛如处女”Like a Virgin唱遍了大街小巷。当穿着低胸结婚礼服的麦当娜高唱这首性感泼辣的歌曲时，宗教人士纷纷抗议，却阻挡不了她高涨的人气。
所谓“处女”，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么能“宛若”?麦当娜偏用这种模棱两可的方式调侃了男人的处女情结：他们认为只有第一次才是最珍贵的。而她要强调的，是去掉性别意义的“处女”观，只有动了真情，才算“脱处”。正如多年以后，麦当娜回忆与第一个男朋友的交往：“在第一次做爱以后，我仍觉得自己是个处女。直到我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什么，我才意识到我已失去了贞操。”
性解放运动的正面影响不容置疑，它鼓励年轻男女勇敢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反对世俗偏见，消除对性的恐惧、焦虑和不适当的压抑，但是很多人误解了初衷，罔顾后果或不负责任地性滥交，结果滋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离婚率高、未婚先孕案例骤增、艾滋病蔓延……
就连一度以开放姿态展现在世人眼前的美国，也不得不开始在青少年性教育问题上逐渐走向保守。1996年起，美国政府开展了一项长达10年的“禁欲教育项目”，配合学校课程，教育孩子如何保持婚前性纯洁。
而实际上，犹如木子美所说，“性主要是知识教育，不是道德教育”。“贞操”的宝贵不在于什么时候给，在于是不是给了对的人。所以你瞧，美国人也不都是随便的。所谓女性回家，其实是要女性回到对的自己，找到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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