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文化“更衣记”

　　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孕育了欧洲最古老的文明。那动人的古希腊神话、浪漫的爱琴海、风光旖旎的岛屿，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一生必去的50个地方之一。

　　几乎不可想象，一个拥有无数美丽神话故事、深邃哲学思想、西方文明象征、民主政治源头的希腊，转眼间面临上千亿欧元到期主权债违约的窘境、技术上已经“国家破产”。西欧史nba推荐学者雷默科·卡普里奥说：“在希腊危机的事态背后，有着比一时的政府和经济结构问题更深层的文化方面的成因。”我们试图从雅典与斯巴达两种文明的遗存寻踪希腊文化的端倪。

　　《复仇女神》中的古希腊神话与悲剧精神

　　“没有任何东西比悲剧这种公共戏剧更好地表达了希腊的精神”，依照历史学家基托这句话，阅读希腊，可以从雅典卫城南侧的狄奥尼索斯剧场遗址开始。

　　这座以酒神的名字命名的剧场是希腊现存最古老的石造圆形剧场，也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等人的作品首次登台的地方。

　　被称为“悲剧之父”的埃斯库罗斯生前在这里获得过13次比赛的大奖，死后还获得过4次。公元前458年，他创作的最后一部三联剧《奥瑞斯忒斯》隆《阿伽门农》、《奠酒人》、《复仇女神》隆不仅在这个剧场上演，而且似乎与这个城邦的精神理想有关。

　　阿伽门农被他的妻子谋杀后，他的儿子奥瑞斯忒斯为父亲报仇，杀死了自己的母亲。这个行为虽有阿波罗神的肯定，却因为弑母践踏了血缘关系的神圣性，为复仇女神所不容。最后的解决方案是雅典城邦的守护神雅典娜带来了宙斯的一项新制度，由雅典公民组成的陪审团投票决定他的生死。

　　希腊盛世时的执政官伯利克里说，不参与公共事务的人，有人称其为心情平和的人，在雅典则被称为废物。亚里士多德说得更为极端：“城邦之外非神即兽。”因此可以说，不理解城邦对希腊人意味着什么，就不能理解希腊文化。

　　狄奥尼索斯剧场能容纳上万人，这几乎是当时雅典公民一半的数量。但来这里观看戏剧的不是观众，他们不用买票，而是公民，他们要投票选出上演戏剧的优胜者，标准则是它是否对足球推荐人类生活有所警示。

　　在卫城的南侧，悲剧诗人们一年一度地解释城邦的生活;更远处是现代第一届奥运会的运动场，它是在2000多年前的泛雅典娜运动场废墟上建起的;卫城的西北侧，以Agora广场为中心展开日常的生活，召开公民大会。

　　在《伊利亚特》中，荷马已经关注到广阔的人类生活。到赫拉克利特时，他更清晰地表达说：“即使是太阳神，也不会跨越他的界限，否则复仇女神，以及主持正义的神祇们，会揭发他。”这个时期，希腊的喜剧也非常活跃，而且主要是政治讽刺剧，所以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常常被当做历史资料来发掘。

　　伯利克里骄傲地评价希腊公民：“我们爱好智慧，但不会就此变得柔弱;我们热爱艺术，但不做过度的炫耀。”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希腊的雕像无论是神或英雄，无论在吹笛还是在征战中，都没有微笑，表情一样的宁静严肃，这样的形象在那个时代，甚至到后来的希腊化时代都被视为典范。

　　在现代的希腊，常常感受到城市中有一种气息缓慢、听天由命的背景，其实兴许这恰恰是希腊人从先人继承而来的智慧。

　　城邦里的苏格拉底气质：战争前还在为俊美少年的脸蛋而辩论

　　“这些傻瓜!他们不知道一半比全部多多少，也不知道以草芙蓉和常春花(如面包和奶酪一样是穷人的食物)为生有什么幸福。”

　　赫西俄德在他最著名的作品，与农业有关的诗《工作与时日》中曾教导了一种诚实劳动、谴责懒惰的生活。

　　6月19日，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在他《每日电讯报》上的专栏里写道：“如果希腊人能够改变他们的国民性，突然发现北欧人对政府的信念和德国人的勤劳与节俭，那么灾难可以被扭转。”

　　有一个专门的字眼——“Agora-zonta”，用来形容雅典人走路的样子，大致是这样的隆双手背在背后，漫不经心地溜达，一会儿凑到人前去侃一阵隆一会儿再和另外几个人再辩论上两句。这种足彩分析梦游式的走路方式常常酝酿着哲学沉思的胚芽。年轻的柏拉图想必就是这样遇上苏格拉底的。几乎在柏拉图的每个对话录里我们都能找到类似的场景。

　　雅典人的家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日常的饮食也非常简单“第一道麦片粥，第二道仍是麦片粥”。对雅典人来说，利用闲暇的时光去对话、辩论和演说，那才是人生最大的乐趣所在。

　　其实不止闲暇时间。公元前450年前后，伯利克里在一场战争前夕还在邀请他的副手们把酒畅谈，而当一个年轻的侍从为他们斟酒的时候，伯利克里目睹少年俊美的面庞，有感而发，引用一个诗人的文字形容他的脸上闪烁着“紫光”。旁边那位年轻的将军不大同意隆：他更喜欢另一个诗人对比形容成玫瑰般的颜色。谈话就这么进行下去，仿佛战争的阴影从不存在。

　　在柏拉图的《克里多篇》中，你可以看到苏篮球竞彩格拉底如何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由于与朋友探讨真理、善恶以及灵魂不朽的问题太过投入，苏格拉底从黎明一直聊到深夜。时间到了，他一口气喝完杯中的毒药后，身边的朋友们忍不住开始掩面而泣。苏格拉底劝解道隆“我为什么要把那个女人送走，怕的就是这种骚扰。勇敢些，安静下来。”

　　而对于柏拉图来说，苏格拉底的死则使他成为雅典民主制的坚定批评者。有人认为民主制与哲学是雅典人留给后世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两个成就，但这个城邦最伟大的哲学家却决定与民主制分手，不知道这是一种讽刺还是一种遗憾。

　　而作为苏格拉底最为杰出的学生，柏拉图最终选择遁入城邦之外的学校，潜心撰写他的对话录。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柏拉图透露出他内心的彷徨隆“事实上，我被逼得相信，除非真正的哲学家掌握政治权力，或政客拜奇迹所赐变成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永无宁日。”

　　被遗忘的斯巴达式英雄主义和现代希腊

　　但我总算逃脱了，老天保佑!你就佩上这盾牌吧!

　　我会得到另一张，与它一样好。

　　然而人们却更愿意记住不知道哪位斯巴达母亲的话隆

　　要么带着你的盾牌回来，要么战死疆场。

　　伊奥尼亚诗人阿尔基洛科斯曾以一种轻快的笔调，描写败给色雷斯人后弃盾逃跑的斯巴达人并不需要太多内心谴责，但在科林斯卫城下的小博物馆，希腊重装步兵裸身与着装华丽的波斯NBA推介骑兵搏斗的刻石则彰显着一种古典主义的英雄价值观。

　　正如著有《长征记》的色诺芬所说“战场上没有人会因为被马踢伤而丧命，只有战斗中敢作敢为的人才是真正的男人。”

　　斯巴达将自己变成了一部令人敬畏的作战机器，并因此赢得了长久的尊敬。但他们在一个也许是半神化的领袖吕库尔古斯的领导下，却也彻底铲除了某些优雅迷人的东西，比如建筑和生活方式。

　　“斯巴达的问题在于，它没有留下什么遗迹。斯巴达人并不像雅典那样重视文化和艺术。你知道的雅典名人有多少?苏格拉底、柏拉图、阿里斯托芬、梭伦、伯利克里，雅典层出不穷的名人代表着雅典和古希腊的精神。斯巴达的武力一旦消退，就不再被人记起。”

　　在雅典卫城东北侧，新的卫城博物馆建在一处刚发掘出的罗马遗址上。这似乎也道出了斯巴达今天被遗忘的原因，乃是缺乏文化和承载它的实物。

　　法国社会学家让·杜维尼奥在《希腊书简》一文中说：“将来人们会不会谈论起一部连续的历史，一份世代相传、没有中断的遗产?在埃及，唤醒了法老们昔日的辉煌之后，今日生活在这同一片土地上的人却无法声称自己是当年盛世的继承人，这往往使他们感到苦涩。然而，在希腊，同我谈话的人都没有流露过这种不得意的情绪。

　　在历史上，希腊人不喜欢中央政府，从结束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提洛同盟到被奥斯曼帝国占领时期，基本依赖地方自治，这一点因为各个岛屿远离雅典、相互隔绝的山村而得到了加强。连众神之王宙斯都管不住奥林匹斯山上那些神。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杰·柯恩说，与希腊的古典时代相比，它晚近的历史与现在的关联更大。“忘掉苏格拉底吧，去读布鲁斯·克拉克的《双重异乡人》吧。克拉克说，在希腊社会中，血缘关系比对国家或商业伙伴的忠诚更加重要。”

　　剑桥大学古典学家玛丽·比尔德则说：“一位希腊学生对我说，我理解不了古希腊的宗教，因为我不是希腊人。古希腊人和现代希腊人几乎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即使是，古希腊是一个有侵略性的单一文化体，算不上现代欧洲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