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堂乐歌”：成人世界下的蛋

　　当鸟叔代表成人流行的“江南style”与 “窗前明月光，地上鞋两双……”，“太阳当空照，骷髅对我笑……”等黑色儿歌一起成为当前的“新学堂乐歌”，我们的社会应为这种教育承担起什么责任?

　　从刘半农到鸟叔：儿歌之死

　　“三十岁，来的快!三岁唱的歌，至今我还爱：三钱银子买只大雄鹅，飞来飞去过江河。江河过边姊妹多，勿做生活就唱歌。”在这首写于1920年6月6日伦敦的《三十初度》中，三十而立的刘半农偏要从三岁的回忆来鼓起三十岁的劲头，其深刻的童年记忆和对民谣的偏爱由此可见一斑。

　　“我是个生长南方的人，所谓‘网鱼漉鳖，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捃拾鸡头;蛙羹蚌矅，以为膳羞;布袍芒履，倒骑水牛’，正是我小时候最有趣的生活”。翻开《扬鞭集》，透过那些“拟儿歌”式的作品，刘半农不但生动地再现了所谓“幼年的心理”，同时，也留下了深深的“地域性痕迹”。

　　以2000年为界，在这一年之前与之后出生的中国人，仿佛拥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童年。就算是90后，对童年的歌唱记忆仍存有《让我们荡起双桨》、《送别》、《卖报歌》。而当前出生于新千年之后的一代儿童给出的答案却让人大吃一惊：

　　针对“现在班级或者学校同学中最流行哪一首歌”的调查中，被问及自己喜欢的歌曲和歌手时，《江南style》、《最炫民族风》、《三寸天堂》等几首歌仍居高位，一位爸爸则惊讶于儿子已将鸟叔新歌唱得滚瓜烂熟——“不是《江南style》，是鸟叔的新歌，新歌哦”。

　　在孩子们还在吟唱“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这样的经典儿歌时，星星却不见了。当儿歌越来越稀薄，很多孩子便无歌可唱，只好早熟，七八岁就摇头晃脑地唱起了大人们的情歌。

　　儿歌不再被儿童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老儿歌与现在的孩子生活环境完全不符。小学音乐老师张老师就表示：“书本里面星星啊小老鼠上灯台这些歌都吸引不了小朋友了，因为他们平时接触不到这些东西。”

　　“黑色儿歌”里的成人标签

　　当“春眠不觉晓，处处蚊子咬……”，“窗前明月光，地上鞋两双……”，“太阳当空照，骷髅对我笑……”成为黑色流行，大多数孩子表示，自己学习的流行歌曲大多是从电视节目、动画片以及网上得知。

　　媒介的作用下，儿歌曾有的启蒙作用被逐渐消解，流行歌曲的娱乐作用迅速递补而上完成对儿歌的彻底替代。“这些歌在电视上天天放，也就学会了”，《中国新声代》的总导演陈也表示，目前成人化选秀和成人歌曲对孩子们有一种轰炸式的影响，是一个社会化的问题。 “孩子们面对目前流行歌曲的市场，选择了这些作品，你说他们错了吗?也没有错。因为这都是社会和媒体给予他们的东西，但如果他们只能接触到这些的话，就是最大的担忧。我们给予他的音乐，到底是什么样的音乐?这个就是问题的根本。”

　　市场化大潮下，儿歌市场的平台被大浪淘沙，代之以《饭没了秀》等儿童选秀节目，逐渐成人化，而随着网络音乐、手机的普及更加速了这种恶趣味和怪现状。从1990年代以来，人文精神和理想主义式微，创作者进入尴尬境地，连谷建芬老师的“新学堂乐歌”之类的提法都是昙花一现，儿歌进入衰竭期。

　　对此，尼尔·波兹曼曾经给出过一个严肃的警告：在视觉媒介面前，童年已经死了。而这也正是为什么孩子们在通过媒介接受大量的讯息，并迅速被成人世界同化，从而抛弃了传统社会中孩童应有的特征。

　　体制之殇：我们要给孩子们怎样的歌?

　　建国以后我们有过“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的优秀创作儿歌。而在那首传唱一时的《六月里花儿香》里，尽管一些歌词属于那个特定年代，跟“血统论”、“狗崽子”一样，已经不合时宜，但“六月里花儿香，六月里好阳光，六一儿童节，歌儿到处唱”的旋律总是欢乐的;“我们自由地生长，在这光荣土地上”，总是承认孩子的自由天性的;“我们要学好本领，把身体锻炼强壮”，也毕竟抵达了人生最根本的需要。

　　而在一年级上册里的《汉语拼音儿歌》，处处是教育与禁止：“大喇叭里正广播，爱护大佛不要摸”，“弟弟河边捉蝌蚪，哥哥走来劝阻他。”再如北师大版《流动的画》：“哦，妈妈，我知道啦!窗外是祖国的画，千万不能弄脏它!”枯燥的说教，如何能让孩子明白，“爱”是个什么东西，“祖国”又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呢?

　　林达写到美国的公民读本，第一课是“你”，爱国，从个体开始，推己及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爱吾爱以及人之爱，也许才能给孩子以切身感受。缺乏儿童灵性的奇思妙想，勉强编出来的拟人童话，既非童谣，也非诗歌的打油之作，成人读来都觉得干瘪乏味，岂能奢望孩子们喜欢?

　　音乐人景熙坦言：“实话实说，未来怎么可能乐观呢，现在这个转变并不是诞生一两个作家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转变。”

　　儿歌通过父母对孩子口口教唱的传播方式，如今已不多见。很多孩子表示：“自己会唱的歌大多数是从爸爸的车上的CD中学来的。”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家长热衷于为孩子报班，其中不乏音乐方面的专门学习。众所周知，中国的钢琴儿童数量达到惊人的地步。至于在日常中更多发生、对孩子的审美培养至关重要的歌唱，中国家长的漠视令人费解。

　　究竟选择怎样的教育，才会让孩子不是被塑造为社会的一颗螺丝钉，而是成长为自由思想、独立生活的“全人”?超负荷的社会压力，功利性的社会期待，以及过多的体制化功能，是对教育最大的伤害，也是对儿歌最大的毁灭。

　　■延伸阅读

　　远去的儿童游戏

　　著名学者章诒和在微博上说：“好的童年需要完全的心灵自由。”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他们需要各种游戏。老鹰捉小鸡是动作游戏，芭比娃娃、小火车是器具性游戏，童谣是语言游戏、文字游戏。谭旭东说：“在语言启蒙期，孩子对语言文字很好奇，儿歌、童谣如果写得有童心、有教育内涵、有趣味性，孩子就会喜欢。”

　　但和上世纪70后、80后们的童年相比，现在的孩子们所拥有的物质条件更好，可他们的玩耍生活却单调得多。很多孩子的周末几乎都在家里度过。“我放假在家一般都是打游戏，爸爸玩电脑，我玩iPad。我可以玩一天的游戏。”

　　“现在的孩子，给他一个皮球都不知道怎么玩。”一位体育老师说，“我们小时候从来不愁玩。一根橡皮筋、一个球拍、甚至几块小石头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玩具。仅仅是拍皮球，我们都能自创出转身拍、胯下拍、轮换拍等十几种玩法。相比之下，现在的孩子少了很多乐趣。”教会孩子们怎么玩，成了现在老师们的新课题。

　　如果把新中国不同时代的儿童游戏做成一部纪录片，你会发现，儿童游戏的变迁是新中国社会发展历程的映射。

　　由于受时代限制和社会环境影响，在直至1970年代前的童年影像都是黑白色的，那个年代的孩子，大多都是在劳动中寻找游戏的快乐。尽管物资匮乏，但爱玩的天性让孩子们想尽办法，自己动手制作玩具。竹蜻蜓、木滑板、弹弓、泥土手枪……

　　1970年代的游戏，更多的带有时代烙印。红卫兵是当时盛行的偶像，善于模仿的孩子，到树林里去捡树枝打磨光滑，在顶端绑上红布条，就变成了一支威风凛凛的红缨枪，孩子们拿着红缨枪，押着打赌输的小伙伴们，学着大人们批斗当权派。

　　孩子们对游戏的创造力有了前所未有的爆发，他们三五成群，自发组织开发一些有趣的游戏项目和玩具，在丰富多彩的玩耍中，孩子们的天性得到了释放和满足。

　　那个年代的城市化建设还未成规模，城镇和乡村的区别不大，所以这代人的童年游戏都带有一种乡土野趣。

　　对于80后来说，虽然童年岁月才相隔不到20年，但这些游戏已很难再觅踪迹。

　　近年来，国内教育界“把游戏还给孩子”的呼声越来越高，2012年10月，国家教育部印发了《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也着重提出：幼儿每天的户外活动时间一般不少于两小时，其中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1小时;玩跳房子、踢毽子游戏，有利于幼儿发展身体平衡和协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