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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们的名人“麻”事

2013-02-01 09:03 未知/ □阿灿 /

  毛泽东曾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一是中医;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三是麻将牌。“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国学大师梁启超一语道破文化名人们对麻将乐此不疲的玄机。

  毛泽东的“麻将政治”

  毛泽东主席曾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一是中医;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三是麻将牌。可见他对麻将评价之高。他认为打麻将中存在哲学,可以了解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也存在辩证法,有人手中拿的牌不好就摇头叹气,这种态度不好。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打麻将也是这样,就是手中最坏的牌,只要统筹调配,安排使用得当,会以劣变优,以弱胜强;若胸无全局、调配失利,就是再好的牌,也会转胜为败。总之,最好的也会变成最坏的,而最坏的也会变成最好的,毛泽东酷爱麻将,在他的遗物中有两副麻将牌,一副是塑胶的,一副是牛骨制的。

  1946年国共和谈,国民党谈判代表之一的刘斐,有一次问毛泽东是否会打麻将,毛答道:“晓得些,晓得些。”刘又问毛你是喜欢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机智的毛泽东心知其话中有话,微笑地答道:“喜欢打平和、还是平和好,只要和子就好。”刘斐笑道:“平和好,也有我一份。”于是在国共和谈破裂后,刘斐下定决心,留在北平不回去了。

  梁启超:“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

  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的人生观,他认为“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它是好的”,但趣味的标准不在道德观念,而必须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终”,“劳作、游戏、艺术、学问”都符合趣味主义的条件,赌钱、吃酒、做官之类则非。就他的标准而言,麻将显然也是种“趣味”的游戏。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知识界的朋友约他某天去讲演,他说: “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有来客不解,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局。

  梁实秋在清华念书时,就曾听说过梁启超的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此指麻将),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麻将对梁启超的诱惑力、吸引力之大,可以想见。而坊间也有任公曾发明三人与五人麻将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传说。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

  梅贻琦1931年任清华大学校长,叶公超曾以“慢、稳、刚”三字形容梅校长,寡言、慎言的他,有着严肃而沉默的形象,让人很难将他与打牌联想在一起。由清华出版社出版的《梅贻琦文集》二册,内容为梅贻琦在1956至1960年间所写的私人日记。出版社工作人员特别针对梅贻琦的生活面,作了趣味的统计,而爱打麻将就是其中之一。

  梅贻琦日记中不写打麻将,多改用“手谈”或“看竹”加以取代。据日记所载统计,仅在1956-1957年,就打了85次之多,平均一年42.5次,大约每周会有一次。一周一次看似不频繁,但这两年里,清华在台湾“复校”如火如荼,梅贻琦又屡屡赴美洽谈公事,公忙之余,打麻将可说是他重要的娱乐了。在85次方城之战中,梅校长共赢25次、输4 6次、平盘14次,前后输了1650元。当年一碗阳春面不过才1元钱而已。

  胡适:“麻将里头有鬼”

  胡适的夫人江冬秀是个麻将迷,每当麻将局三缺一时,江冬秀总是要拉胡适上麻将桌,胡适经不住夫人的纠缠,本来对麻将不屑一顾的他,也会偶尔为之,但他的技艺甚差,几乎每战必败,胡适曾戏称:英国的国戏是板球,美国的国戏是棒球,日本的国戏是相扑,中国的国戏自然是麻将了。

  梁实秋就曾亲眼见胡适输过一回:有一年在上海,胡适、潘光旦、罗隆基、饶子离饭后开房间打牌,梁实秋照例作壁上观。言明只打八圈,到最后一圈局势十分紧张。当时,胡适坐庄。潘光旦坐对面,三副牌落地,吊单,显然是一副满贯的牌。胡适摸到一张白板,地上已有两张白板。胡适的牌也是一把满贯的大牌,且早已听张,犹豫好一阵子,啪的一声,胡适还是把白板打了出去。潘光旦嘿嘿一笑,翻出底牌,吊的正是白板。胡适身上现钱不够,还开了一张三十多元的支票,这在那时可不算小数目。

  相对于胡适的胜少败多,胡夫人在方城战中可谓每战皆捷,这让平生不信鬼神的胡适,“小心求证”出“麻将里头有鬼”,亦不失为一趣闻。

  胡适写过一篇题为《麻将》的文章,文中极其痛心疾首地说:“女人们打麻将为家常,老人们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我们走遍全世界,可曾有哪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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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麻将里的历史哲学

  108张主牌反映了古人朴素的宇宙观

  一副正宗的麻将牌是由六类42种图案组成的,其中有序数牌(含万子牌、饼子牌和条子牌)108张、风牌(即东、南、西、北)16张,箭牌(中、发、白)12张,花牌(春、夏、秋、冬、梅、兰、竹、菊)8张。这种组合设计不是随意捏造的,而是来源于中国古代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思想,反映了中国古人朴素的宇宙观。

  “东西南北中发白”体现了“三才观”和“天圆观”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主要以五行说为代表,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等最基本的物质组成,和方位相配分别为: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中方戊己土。而中国古人又认为宇宙形态是天圆地方,所以,“白皮”代表地,“发”代表天,“发”是在人的最顶部,所以用发代表天。“中”既代表五行中的中方土,也代表天、地、人“三才”中的人。正是“中”的确定,使东、西、南、北、中和天(发)、地(白皮)共同构成了一个真正的天圆,这个天圆不是地球的圆,而是宇宙的圆。

  牌面图案设计寓意匪浅,数字暗含玄机

  麻将牌中的万、饼、条3种花色,则分别反映了物质的存在形式,数字则代表了物质存在的数量。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3为基数,9为极数,所以万、饼、条分别有9张。12在古代文化中也有重要的地位,如12生肖、12时辰、12个月……这种思想在麻将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44是12的平方,108也是12的倍数。另外,在麻将规则中,规定每人抓13张牌,而13乘以4等于52,这正暗合了一年有52个星期的规律。

  麻将牌中的每一张牌的图案都是有某种寓意,暗含了某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诉求。以“花牌”为例,梅、兰、竹、菊占尽春、夏、秋、冬,被人称为“四君子”,成为中国人感物喻志的象征。而“中、发、白”3张牌就寓意着“中正”“发达”“纯洁”之意。事实上,与其说这些图案是源于设计者的聪明智慧,不如说这就是中国人特有的美学思想的自然流露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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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将、鸦片与男女情爱

  傅斯年:牌中自有人生哲学

  傅斯年曾在《申报·自由谈》上撰文,讲述136张牌中蕴涵的人生哲学。打麻将要能赢,关键是要手气好,运气好,“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也是这样,只要运气好,机会巧,一路顺风,就可以由书记而主席,由马弁而督办,倘若奖券能够中了头彩,那末不但名流闻人,可以唾手而得,并且要做什么长或主任之类,也大是易事。所以我们中国人最注意的是天命……”

  又云:“这有如人们对于生活的执着,无论如何非到绝望,不愿放弃生活的意志而自杀”。

  徐志摩:麻将与“色戒”

  陈定山的《春申旧闻》中记载,徐志摩有一套哲学,是说:男女之间的情和爱是有区别的,丈夫绝对不能干涉妻子交朋友,何况鸦片烟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爱,所以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

  柏杨、潘光旦:麻将里的“人自为战之国” 国民性

  社会学家潘光旦认为,麻将的最大特点,是在其“各自为战性”,而西洋游戏,如足球则注重一致行动,所以中国是“人自为战之国,绝端个人主义之国”。

  柏杨认为,每个人的气质和品德在牌桌上都会彻底曝光:“一个人的气质平时很难看出来,一旦到了牌桌上,原形便毕露无遗。有些人赢得输不得,三圈不和牌就怨天尤人。别人吃张,他不高兴;别人碰张,他更发脾气。一会怪椅子高,一会怪灯光暗,一会提醒人家不要老咳嗽好不好,咳嗽教人心烦。一会儿埋怨对方总是吸烟,不吸行不行?看能不能瘾死。一会儿向下家瞪眼,你的尊腿不要伸那么长可以吧,这是打牌,不是伸腿比赛。一会儿又埋怨电扇吹得太大,谁不知道我有风湿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