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游戏：春节“麻将”局

　　麻将，胡适之先生谓之“国戏”，百姓戏称为“杨贵妃的骨头——玩不厌”。可谓有水井处皆能闻麻将声。上至王公贵胄、名流贤达下至市井百姓，无不乐此不疲于其中。

　　文化、尊严、人情、鸦片……麻将中到底有什么?它竟能让中国人如此痴迷?

　　圣贤孔子早就有云：“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中国竞技麻将竞赛规则》出台已有十年，国标的制定无疑为麻将“正名”，减少博弈中的运气成分，加强变化、思考等竞争因素，引导麻将向脑力竞技发展。而近年，海内外种类繁多的雀王大赛更有如火如荼发展之势。

　　春节又临，走亲访友，方桌之上麻将声声更将鼎沸。现代麻将文化在满足国人消遣的同时，也在形成一个巨大的商业市场。

　　144张牌的鬼魅万变，方城酣战中窥出多少人世百态，所谓麻如人生，人生如麻。

　　郑和的麻将精神，潘金莲的马吊牌还是水浒108好汉?

　　“入局斗牌，必先炼品，品宜镇静，不宜躁率，得牌勿骄，失牌勿吝，顺时勿喜，逆时勿愁，不形于色，不动乎声，浑涵宽大，品格为贵，尔雅温文，斯为上乘。”这段麻将的旨意与精神，有说是源于三宝太监郑和，不过至今尚未考证确实，能肯定的是——这段话在数百年前就已经流传了。

　　麻将起源于中国，原属皇家和王公贵族的游戏，其历史可追溯到三四千年以前。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麻将逐步从宫廷流传到民间，到清朝中叶基本定型。

　　小说《金瓶梅》第五十一回中，曾有潘金莲与王潮儿斗马吊牌的描写。马吊牌最初起源于江苏昆山一带，由于变化繁多，有很强的娱乐性，所以深得当时人们的喜爱。马吊叶子一般一寸宽、三寸长，数量为40张，花色共分十字、万字、索字、文钱四门。到了清初，马吊牌变为“默和牌”，与现代的麻将的玩法已经十分接近了。

　　据蔡丰明所著《游戏史》考证说，麻将起源于先秦时代的“六博”。许多文献如《论语》、《楚辞》以及《史记》等书中，都有不少关于六博的记载。因为所用的棋子双方各为6枚，六黑六红，又有骰子6枚，故称“六博”。“博弈”二字古时指的便是六博和围棋。

　　《清稗类钞》有“叉麻雀”条云：“粤寇起事，军中用以赌酒，……行之未几，流入宁波，不久而遂普及矣。”照此说法，麻将牌首先是在太平天国军中创制，随后流传到宁波，然后再普及到全国的。

　　宁波人陈鱼门，道光二十九(1849)年拔贡，据说他“广交游，琴酒无虚日”，极喜玩耍，精熟纸牌。他深感纸牌有诸多不便，于同治三年(1846)改为竹骨，继承“碰和牌”中的万、索、筒，共108张，易红花为绿发，白花为白板，老千为红中，名“三箭”，各4张，共12张，增四风各4张，共16张。由此形成当时流行的136张一副的麻将牌。

　　从记载来看，与其说是陈鱼门发明了麻将，不如说是他改良了麻将，使得麻将的玩法更加有趣。此外，“郑和发明”说也流传颇广。

　　据说当年明朝郑和七下西洋，见船上数万将士因海上生活单调和思乡，精神萎靡不振，便以纸牌，牙牌，牌九等为基础，以100多块小木片为牌子，以舰队编制刻印的一种娱乐工具。还有一种说法，说麻将基本张数为108张，代表着水浒里的108位好汉(山东人谓之“一百单八将”)，东南西北则代表这些好汉来自东南西北四面八方;中发白是说这些人有的是中产阶级，有的是高官贵族，有的则是白丁出身。

　　其实，无论是陈鱼门还是郑和，麻将的历史线索是否清晰已不那么重要，而真正重要的是：麻将作为中华民族游戏史的一个缩影，蕴含天地人三才的思想玄机多少年来，让玩者在其中体味到休闲、趣味。

　　麻将中的社会关系学：“它的一套隐语，它的平均主义的驱动力，打麻将时品茶、饮酒和吸烟的气氛，这一切破除了命定的东西及人与世俗权力的关系”

　　胡适曾经写过一篇《麻将》，说中国当时每天至少开100万桌麻将，每天浪费中国人400万个小时，麻将是中国的四大害，甚至是明亡清兴的祸首。

　　麻将俨然占据了中国式娱乐的“国粹”地位，受欢迎程度大大盖过了其他两种传统博弈活动——象棋和围棋。有人说，中国人不仅把长城造成了世界奇迹，而且把“长城”造在了八仙桌上。毛泽东就称麻将是中国继中医、《红楼梦》之后对世界的第三大贡献。

　　法国汉学家伊丽莎白·巴比诺在《中国透视》一书里写道:“麻将文化，它的一套隐语，它的平均主义的驱动力，它令人眩晕的声音和手势，打麻将时品茶、饮酒和吸烟的气氛，这一切破除了命定的东西及人与世俗权力的关系。”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麻将应该属于对未知的冒险同时又是对技巧的应用。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说赌徒寻求的常常不是物质的利益，而是冒险的兴奋，以及在操控技巧的冷静与命运的不可计算性这二者之间把握机会的刺激。

　　既要算计，又要冒险，但无论你有多么强的计算能力，你永远不能肯定下一张会是什么牌。有人说，这就是人生，几十年人生存乎一方城之间，难怪兴奋刺激，无暇顾东西。梁启超说唯有打牌才能忘记读书，唯有读书才能忘记打牌，说的大概也是这个理。

　　近年被国内热捧的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往往通过扑克游戏的分析，来探究西方社会的社会潜规则，在西方人眼里，扑克牌是有大小的，这个大小意味着资本的不同。但老麻友常说，136张麻将牌，论的不是大小，而是关系，理顺关系成了谱，风和幺九也是好牌;孤零零的，中张五万也可能首先被弃——这也是中国社会的逻辑。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止于至善;麻将之道，在顺牌理，臻于和牌。无论规则千变万化，“和”就是要三谱一麻将，都是一个关系的排列。

　　胡适说，“麻将里有鬼”。这个关系社会，可能有太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但很多时候，中国人是不会改变规则的，宁愿相信这是个人的运气，洗把脸，然后再祈求自己的好运气，而西方人则要改变规则。

　　麻将使弱关系变成强关系，使强关系更加维系。麻局的凑成不容易，特别对于某些挑剔的人士，不对脾气，很难成局。

　　前段时间佛山有个最牛的女麻友，连续奋战50多小时，每天抽烟200根，在医院打吊针之后仍然幻想再上火线，她最雷人的一句话，就是“近期认识了几个新麻友，因此麻瘾大发”。麻将可以作为赌具，但它绝对不是效率最高的赌具。人们选择麻将或沉迷麻将，很多时候不在于赌，而在于麻局，在于组局人之间的互动过程，在于期间的嬉笑怒骂和勾心斗角。

　　里泽尔说，现代美国的吊诡，在于不可避免地走向麦当劳化。如果看过杨德昌拍的《麻将》，那么在麻将桌上勾心斗角赌输赢，是小巫见大巫了。

　　麻将申遗与“国民待遇”之争

　　麻将申遗，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早在2006年，麻将就曾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未果。有人将麻将文化，与三寸金莲类比——“麻将就是麻将，它固然是国粹，但不能把所有的国粹都当做宝贝。书法是国粹，京剧是国粹，中医是国粹，但是，今天若以科学的眼光打量国粹，有的国粹应该更理性些审视。一旦溢美国粹，没准哪一天连残忍的古代妇女裹足的陋习也能找出美感。”

　　然而，麻将文化真的没有申遗的必要吗?

　　事实上，历届麻将世锦赛上，无论中外选手，在使用麻将用语时，通用中文——比如杠、碰、和等等。在宁波天一阁的麻将博物馆，一副1949年前的竹骨麻将牌，牌上用拉丁字母刻着汉语的读音。而2012年第三届世界麻将大赛的一个热点是——北大清华联队的参赛。

　　在很多人看来，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凭借数千人拼接出来的“和”字，是儒学的精粹，同样是麻将的精粹。所谓“和”，强调的是不同的思想观念和利益之间的协调。 “打麻将时说的‘胡了’，实则就该写作‘和了’。”

　　理论家龚育之生前早就认为，麻将运动是可以开展的。龚育之说：“当前社会上这种‘不支持不反对的态度’不是办法。对于消极的、颓废的、陈旧的倾向要加以引导，而不能坐视不管。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禁止赌博，可从未禁止打麻将。麻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对待麻将应该给予‘国民待遇’。”

　　支持麻将作为体育运动发展的人认为，纵观人类的体育发展史，任何一种体育项目，都要经过从玩耍(PLAY)到游戏(GAME)，再到竞技(SPORT)这样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这正是体育项目从无序到有序，从混乱到正规的必由之路，也是体育项目发展的“自我保护机制”。与其将麻将视作赌博工具，不如规范化组织起来。

　　“方程战罢笑山妻，败也陶陶胜自怡。人世古今牌一局，输赢何必论高低?”原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在走访日本麻将博物馆时曾题下此诗。麻将申遗之争，本身也是“古今牌局”中的一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