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被禁史”

　　据外媒8月20日报道，伊朗36所大学宣布下一学年将有77门课程实行只对男性开放的“单性别授课”，禁止女性参加。据报道，该政策出台背景是伊朗女生学习一直胜过男生。伊朗国内高级神职人员担心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可能会导致出生率和结婚率下降等社会负面影响。

　　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女性身体曲线，女性高耸的胸部与裸露小腿都被视为淫荡。当时在女性中仍然采用束奶帕遮掩女性的性感特征;在沙特阿拉伯禁止本国和外国女性开车。2010年12月4名女教师为了免上下班奔波之苦，一同嫁给了学校所在村的汽车司机。

　　有人说，人类文明史就是女性的禁锢史，同时也是女性的解禁史。从东方的裹小脚到西方的束胸衣，从工作机会到参政权利，从性操守到婚恋权利——女性的权利伸张，象征着社会的文明开放。 (本专题52-55页)

　　从马皇后的大脚到郝思嘉的内衣：相公，我又闯祸了!

　　世界由两种人组成：男人和女人。这两种人演绎出浩如烟海的人类历史，而在男女两性发展史中，两性关系便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和镜子。简言之，“老婆的地位”就是一部人类两性关系的发展史。

　　女性的进化史，由女性的禁锢史开始。而禁锢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母系社会结束之后，男人因体力上的强势，担负了狩猎、谋生的角色;因生理特征决定，女人便扮演了生育繁衍的角色。

　　纵观中西方千年历史，所谓道德，基本上是：防治媳妇闯祸的道德。

　　“闯祸”的禁忌最本质上则是性禁忌，女人的被禁史也由性禁锢开始。裹小脚，是中国的特色发明，也是女性被禁的集中表现。关于国粹“三寸金莲”的起源，说法不一。但裹小脚之所以能够广泛兴盛而且历时弥久、蔓延极广，无疑是宋代以后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对女性禁锢的直接后果。

　　宋代朱熹就曾热衷于在福建南部等地推广缠足，作为贯彻男女隔离、“授受不亲”、“静处深闺”的“治女”策略。一经缠足，连走路都走不稳了，女人岂不就十分“老实”了?

　　对于不听话的“闯祸老婆”偶尔“不幸”成了漏网之鱼，长了一双天足“解放脚”，则常常让相公们绞尽脑汁。小和尚朱元璋为了维护皇后马大脚，不知砍了多少人的脑袋。有一次西太后要召见合肥李鸿章的妈妈“大脚夫人”，满朝文武都去迎接。李鸿章怕老太太露出大脚出丑，意欲“抗旨”，气得老太太勃然大怒。

　　环球同炎凉，西方的姑娘日子也并不好过。美国著名小说《飘》中，便有一细节令人记忆深刻：保姆不断收紧郝思佳紧身内衣的带子，郝思佳双手抱柱不停叫痛。此时的内衣，就是一种桎梏。

　　16世纪的欧洲盛行由铁丝、木板、鲸须、钢丝、藤条等支撑的紧身内衣，据说一件胸衣上布有40多条鲸须。据记载，当时正常身高的成年女性的最小腰围是33厘米，许多女子为拥有45厘米以内的细腰不顾一切地束腰。古代男权社会对女性肉体的独占意识由此可见：一个女人从属于某个男人，她的身体、精神乃至灵魂都是附属品，所以必须用各种手段约束住她。除了紧身内衣，镣铐、戒指也有相同的象征意义。

　　被禁锢的女性生活在各种刑具里不说，生不出孩子、伺候不好婆婆、甚至端菜盘子没做到眉毛的高度都可能是被赶回娘家的原因。从自挂东南枝的刘兰芝到被婆婆赶回娘家的唐婉，家法伺候是常事。

　　而就连当时具备了自力更生能力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成为帮凶。班昭《女诫》是我国第一部以儒家正统思想阐述女性教育的专著，共1600字，全书以卑弱、夫妇、敬顺、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个方面阐述了女性应遵循的封建伦理，使男人奴役女人的世道合理而正义。

　　穿上裤子的女人：战争轰炸下的女性出走

　　世界大战给了女性走出厨房的契机。“一战”规模大、时间长，需要源源不绝的枪炮、坦克、飞机乃至服装等军需品，可是男人们都上战场厮杀了，谁来开动机器呢?

　　于是各国政府号召妇女从家庭中走出来，参与到社会劳动领域。她们是煤气、电力和军工生产者;她们既当文员又干体力活;运输公司开始雇用女性司机、保卫和售票员。到1918年，女劳动力占整个劳动力的四分之一。

　　1914年，整个法国只有几百个女大夫和数十个女律师。但在战争时期，她们的人数大量增加，甚至被允许出现在军事法庭上做辩护;年轻妇女也被允许读商科和工程学校;男子学校开始非常热情地欢迎女教师来校任教;在一些乡村，当市政官缺席时，女教师成为社会团体的代言人。她们还可以进入从牛津大学到巴黎神学院所有保守的学府。

　　既然一个为国家而战的男子有选举权，那么为国家而工作的妇女也应该获得选举权。 1918年，英国通过法律规定，使当时共600名满30岁的女房主和男房主的妻子享有了选举权。这是英国实行成年女子普选权的前奏，九年之后，英国妇女便取得了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

　　同时，上世纪初，辛亥革命等战争爆发，中国的先进女性也走出家庭从开展女子教育、反对女子缠足的思潮里开始“逆天”。当时的秋瑾、沈佩贞、唐群英等辛亥女杰们往往首先是女权主义者，其次才是反清革命者，纷纷拿着手枪出走家庭。

　　在近代两百年的女性“反被禁”历史中，世界有过两次女性主义运动的高潮，第一次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女性运动第一次浪潮最著名的思想上的领导人，是《女权辩护》的作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她提出两性充分平等的要求，因此，第一次浪潮的目标主要有三个：为女性争取选举权、受教育权和就业权。

　　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最早兴起在美国，后来波及到世界各国，规模宏大。“女人并非天生的，而是变出来的。”西蒙·波伏娃等女性学者试图找寻是什么让她们变得“蒙昧”?是什么禁锢了她们的可贵天性呢?

　　这个时代，女人逃离禁锢的具体的物化的表现就是女人穿上了裤子。在拿破仑时期，拿破仑甚至以法律的形式警告说，任何一个女人喜欢打扮得像一个男人，都不应该得到嘉许。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女性的裤兜西装迎来了一次变革。宽裤与高腰剪裁，辅之以箭头样式的高跟拖鞋，再搭配一件薄外套——这就是好莱坞天后凯瑟琳·赫本在电影里的服饰妆扮——穿上简练、方便的工装裤参与工作，成为时代命题。

　　铁娘子也要生孩子：同工同酬时代下的“裹小脚逻辑”

　　然而，参与生产，同工同酬也并没有带来女性真正的自由：除了林徽因一样的“客厅里的太太”便是撒切尔一样的“铁娘子”。摆脱了裹小脚命运的女性并没有摆脱“裹小脚的社会逻辑”。

　　时代给了女人手艺，现如今，一般的女人都受过教育，掌握赚钱的活计;同时，女性的贞操、承担家务劳动、为家庭牺牲的传统观念并无多大改观——在微博上注册名为“贞操女神”大晒处女鉴定书的武汉38岁女硕士涂世友;在石黄、京珠两条高速公路上发布了四块巨大的路牌广告，呼吁“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的女网友;在两会上声称“贞操是最好嫁妆”的女人大代表，意味着男权性爱并没消失。像男人一样战斗的希拉里们随时都受到男权的嘲弄。

　　鲁迅小说《伤逝》中曾最完整的刻画过这种命运，市井风俗画面中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约定俗成的，也包括一个女性命运中所有的选择。而这无疑又平添了一种无望的悲剧感，那些“禁锢”女性的风俗和流言，文化和传统的悖论正越来越突出地成为中国女性摆脱“禁锢”时要面临的艰难困境。

　　小巷里外的那些男人们，他们看起来更猥琐、更势利，也许就像鲁迅在思考“娜拉走后怎么办”的时候所判断的：“倘使关得已经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男人们塑造了他们期望的女人，却让女人无路可走。

　　时至今日，伊朗的“单性别授课”事件依旧存在，印度、沙特阿拉伯国家的女性依旧面临着成为嫁人工具的命运;与此同时，多哥的一个民权组织妇女分支依旧靠着发起一场性罢工运动，用女人的身体争取权利，美国的女性们则裸露着胸部游行，要求女人应和男人享有同等的权利。

　　号召关于性别、权力的母题都是陈旧的、古老的，人们一直在探求解脱之路。我们却被迫发现，女人依旧停留在身体和生理的禁锢里开展“性政治”。“禁锢”日甚一日地牢靠，牢靠到我们都开始怀疑那些自由、独立的梦是否太过虚幻了?

　　对于这个时代而言，倘若那个如阴霾般的最大的“风俗”和“流言”不能改变，那笼罩其下的所有梦想都不过如此：“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的一句话，“美将拯救世界”，而不被禁锢的女性，才是美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