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袭：每个女人，都母仪天下

　　女性写作惯常有的家庭、婚恋、伦理在杨袭身上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对灵魂和荒谬的思考。黄河入海口处的那个泥河小镇，或许会因为一个文学地标的存在，而向马孔多、约克纳帕塔法镇、高密东北乡发出一声召唤。

　　黄河口的“泥河”高地

　　通过文学，杨袭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这个时代。

　　1976年，杨袭出生于垦利县黄河口镇。这片所谓的“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为她的前半生打下烙印。由故乡延续而来的小说写作，带给杨袭的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根据黄河口镇，她塑造了一个新的文学地理：泥河。

　　黄河口镇是黄河农场驻地，杨袭的家在湾杨村，在镇子南四公里处。从南边走来，首先看见的是镇北的水塔，这是杨袭重要的文学地理建筑，在中篇小说《高塔》中，这个水塔对于小索镇的感觉，也是对于她的感觉：“高塔里面装着夜晚就要出来舞蹈的鬼魂，当这座高塔跟火葬场的烟囱的影像合在一起的时候，无疑象征着死亡。”在小说中，高塔又寓意爱情，成为一个感性的存在。

　　离乡之后，回头打量那块土地，杨袭发现，“人们生活得竟然那么艰难，那么辛苦，那么乏味，但同时又热火朝天，生机勃勃。”她想，一定有什么使人好好活着的咒语。荒凉而又不失浪漫，满布人类的情感积淀，这或许就是“泥河”的价值所在。莫言把全天下的故事搬到了高密东北乡，杨袭也把对生命的理解放置在了泥河。

　　于是，一系列中短篇小说的出现，便成为对泥河以及故乡的一种致敬，其中，《高塔》在《十月》发表后，获得第三届泰山文艺奖，《八三年》发表在《作品》，被《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转载。

　　以“死亡”开启生命新的释放形式

　　回到最开始的源头，“死亡”成就了作为小说家的杨袭。1997年毕业后，她到了保护区管理站工作，直到2001年离开。那是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精神生活几乎为零”的地方，乏味的工作，使得时间变得绵延起来，同时带来了对天际、真理和万物的思索。

　　一年除夕，杨袭和老公在家包饺子，鞭炮声零零落落，她突然悲从中来，想到人生无常，死亡的永恒。“我费了好大功夫，反复几次，也没能抑制住，泪水滂沱。”后来，同样的泪水流在夜深人静时，流在她一个人伏案做凭证、记账、做报表，以及特别和并不太特别的时空里。

　　她不擅娱乐，却可以长时间盯着窗外摇晃的植物、人家晾晒的衣物看。在她看来，小说就是用来容纳和发酵、提醇生命中无限的可能性。

　　在这些说得清和说不清的情愫中，她写下了第一个小说《花姐》，顺理成章，这是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死亡对于死亡者来说，没有痛苦，没有腐朽、呻吟和扯人心肺的疼痛，它甚至是另一种开始，或者说，是一种超脱似的归宿。”杨袭说，“是死亡给了我的生命一个全新的开始，以小说的形式开始了……”

　　“在写下第一篇小说之前，其实，我是不知道我能写小说的。在之后，我当然就知道了，知道和不知道，世界对于一个人，是截然不同的。”谈到文学与现实的冲突，杨袭坚定的认为，“我认为没有冲突，但如果非要说一下的话，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支持我写小说的，是好人;另一种人是不支持我写小说的，那一定是坏人。”

　　而现实是如此乏味。有人说，世上无新事，也有人说，每一篇小说，都包含所有小说。但生活的内核又是如此深邃。“有些人会幡然觉悟，天哪，我为什么不钻到海面之下去?”诗意的荒诞，就栖身于逆向的过程中。接下来的小说创作，“只要剖开现实的一个小切口钻进去，穿过现实的内里，事物，感觉，由此而逆行。”

　　在杨袭看来，与现实纠缠的同时，作家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做，就是反时代。她说，“每个作家，都有他本身与这个时代特有的‘触点’，这句话，也适用于作品中的人物。这个‘触点’是作家以文学的方式与这个时代发生关系的桥梁和纽带，也是作品中的主人公之所以是甲而不是乙、之所以这样行事而不是别样的根本原由。”

　　文学的终极目标：

　　作为图腾，产生于人类又超越了人类

　　杨袭的祖辈，因为饥荒而至黄河口。她如此分析自己的根性所在：“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是因为从我出生，社会、国家就屡屡变革的原因，从我有意识地分析和理解我的人生开始，就有一种‘漂’的感觉。”

　　在农村，女儿长大，嫁也就嫁了，从宗庙计，就是泼出去的水。“我死后，骨灰是要埋到他乡的(因为我婆家远)，我不知道我的根在哪里”。想起这一切，她每每泪流满面。

　　这是作为女人的命运所在，杨袭说：“女人是天生的漂泊者，天生注定要流浪。所以，女人，天生应该写小说。拒绝不了诗意地活着，这是她的宿命。”虽然早已被故乡抛弃，她却要用文字去拯救那个地域的生灵。

　　多年前杨袭读过一篇小说，有这样一句话：女人诚命苦，但也有快乐之时，一在床笫之间，二于死亡之际。这句话使她感到震颤。“分娩，是创世，是女人在主动和被动(这两种成分都有吧)地撕裂自己。创造即是毁灭，诞生亦是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说，女人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每个女人，都母仪天下。”杨袭说，每个王，都是在反抗他的母亲。王位，是一支短暂的春梦。

　　当然，我们依然生存于男权社会，“写作者，特别是女性写作者，好像在夹缝中，很凄苦”。然而，母性依然是最坚韧最有容纳的负重者，性别的对抗无法也不可能和解。“因为和解，意味着终止，意味着死亡，意味着末日。”

　　现实无法抵达时，博尔赫斯“拯救”了杨袭对文学和灵魂的思考。她喜欢博氏《永生》中的主人公，任日月星辰“撒播自己不幸的命运”。“冥冥之中，有一个作家在等你，对我来说，他就是博尔赫斯，也只可能是博尔赫斯。”

　　为了追寻文学的终极目标，杨袭去读叔本华、康德。然后，她预设文学的终极目标是追求真理。带着这样的问题，她创作了“泥河系列”新的中篇小说《八三年》。两个少年为了保卫圣洁的美，在一个夜晚，带着刀走进了禽兽老师的房间，却发现对方已死于他杀。“主人公历经磨难所拥有的人生智慧，提示读者同时也提示她的作者我自己：给人希望是永恒的真理。”

　　由此，杨袭想到了图腾，以及图腾存在的基础：“图腾产生于人类又超越了人类，拥有了人类从不曾拥有的力量，这种力量超越了一切，超越了创造她的人类。我们亟需力量，亟需超越敌邦，超越大自然的灾害，超越自身的限制的力量。我们亟需，但我们没有。图腾有。”文学，便是图腾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