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的重返之路——曾经离开，为什么又回来？

　　相比于上一辈的精英进城，80、90后们的进城似乎要来的容易的多，他们大规模的涌入上一辈创造的城市后却发现，自己永远活在别人的城市里。他们不断敲击那面城墙，结果被撞的头破血流。

　　从“逃离北上广”，到“重返北上广”，一个“逃”字和一个“返”字，充溢着被动与无奈。

　　进入体制才是进入城市?

　　2010年一个闷热的夏夜，23岁的杨思(化名)突发奇想，他百度了一下自己的名字，他的姓名很稀有，所以百度出来的结果90%都是他自己，“只有短短的3页，但大多数都是公考面试名单，”杨思满眼都是“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09公务员面试公告”、“2010广东国家税务局面试名单”、“2011武汉铁路公安局面试名单”、山东省考面试名单、黑龙江省考面试名单、河北省政法干警面试名单……

　　杨思只能苦涩笑笑，三年来冲击体制的战绩可谓“辉煌”，他向本刊记者总结自己的人生：“我每一次公考都进入了面试，但总是在最后一关败下阵来，这下可好，这些东西都被挂在网上，成了永远也消弭不了的记录。”

　　2009年7月，杨思毕业于山东某师范院校，“那一年碰上了金融危机，再加上本来就很××的就业形势”，于是命运的选择使他走上了一条“不成功，便成仁”的公考之路。

　　杨思至今记得，2009年春节过后的那天，他要回济南找工作，当时有个保险公司让他过去面试。早晨五六点钟，杨思迷迷糊糊的醒来，只见父亲在床上坐着，说了一句：“这大学白上了……”

　　杨思最终没有去卖保险，他不想当一个“漂在城市”的外乡人，“谁都想鲤鱼跳龙门，一步到位，直通城市，”他还是继续自己的公考梦想。在济南那个小出租屋里，有他的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考研、考公，或者两者兼之。

　　2009年11月底，他在济南参加了国考，“当时考完就知道一定能进面试”，身经百战的杨思已经对海关面试开始憧憬。

　　在等待结果和准备面试的日子里，杨思“搂草打兔子”，去了哈尔滨参加黑龙江省考。

　　国考成绩的发布如杨思所愿，他以较大优势进入广州海关面试，但同时又面临“幸福的烦恼”，黑龙江省考他也进入了面试，但是两者在时间上发生了冲突，国考面试时间和黑龙江省考资格审查时间相隔一天，在一天的时间内从北边到南边，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他只能放弃一个。

　　一上午焦急的等待、紧张的作答换来的是第二天下午的电话通知：“很遗憾，您没有进入体检……”

　　如今杨思已是济南一家报社的记者，他发表过的作品被挂到网上，这已经足以将之前的“面试名单”稀释掉了。他认为走到这一步已可以向家乡的父老乡亲交代了。

　　最近一次回家，杨思在地头上碰到了“二爷”，在袅袅的烟雾中，“二爷”幽幽的说：“你在外面混的再好，如果村里人没人知道你的厉害，那就是白混了。”

　　杨思一阵恐慌：是不是应该抛弃城市，考回本乡镇当一名小科员作威作福呢?

　　“青春围城”中的时代无奈

　　从“逃离北上广”到“重返北上广”，社会转型期的沉重现实，打破了中国青年的种种幻想。是屈从于现实环境的物质压力，到潜规则横行的小地方“混日子”，还是不甘心沉沦，在相对自由、开放、公平的大都市咬牙死扛，为梦想坚守?

　　北京东五环某小区一层，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屋子，是公关经理沈练临时的“家”。

　　谈到周围的邻居，沈练掰起了手指头：“什么人都有，毕业大学生、农民工、白领……都为图个便宜，租金每月800块钱，一月一付，负担不至于太大。”

　　沈练是山东人，2005年考上大学来到北京，在一所普通的二本学校学新闻。他是家族里出的第一个大学生，而且还是来首都北京上大学。那一年，北京常驻人口1538万，青春和梦想在这座时尚都市里纠集、流淌。

　　然而这期间的打击接踵而来——先是一段爱情破碎，又在租房时被黑中介坑了一把;而火箭般窜升的房价、严苛的户籍限制和私车限购政策，打碎了他的房车梦想;接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使天生乐观的他患上了轻度抑郁症。

　　于是，2009年年末，沈练选择逃离北京，回到家乡聊城。凭着在首都的工作经历，他在一家企业当上了部门主管。但同时，他却发现自己难以忍受曾经熟悉的家乡了。

　　观念上的落差让沈练无法忍受，而他的精神需求在家乡也没能得到满足。“在北京，我喜欢周末去看话剧、听音乐会。但在老家，我向朋友打听哪里有话剧、音乐会时，他们都用看外星人的眼神看着我。”

　　家乡狭小的圈子、迥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让沈练选择再次“逃离”，他说：“在北京，我是户口上的异乡人;在老家，我是精神上的异乡人。”

　　于是他又逃回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