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出走、入狱——不能承受的命运之重

　　过去20多年中，中国企业家通过经营企业积累了巨额财富，被媒体及青年人视为成功人士的典范。

　　但就在过去短短十年里，死亡、出走、入狱的命运却一直缠绕着他们，当然，这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归根结底，问题还是出在财富积累的过程当中。

 

　　死亡：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

　　代表人物：金利斌、高庆昌、卢立强、魏东、裘祖贻、乔金岭等

　　厌弃生命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当一个人经过顽强拼搏，在这个商业时代加冕亿万富豪的时候。

　　金利斌、高庆昌、卢立强、魏东、裘祖贻、乔金岭等这些曾名噪一时的名字，带着曾经的辉煌，在短短几年时间，永远走入人们的记忆。

　　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自杀却占世界人口的35%。每年有35万人口自杀，200多万人自杀未遂，为全球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相对于这些惊人的数据，自觉放弃生命的上述富豪像极端的个案。

　　尽管如此，探寻他们的死亡真相，找寻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成了解读转型期中国商业的一条重要路径。

　　这些特殊的自杀者共同具备如下特征：都是成功的民营企业家，都没有煊赫背景，都是事业狂，更重要的是，至今无人能确切说出他们放弃生命的真正原因。

　　作为当然的强势阶层，他们习惯性地带着成功者特有的自信和矜持，接受媒体聚光灯的烘烤，被青年人当成偶像追捧，而这一切又最终变成其生命沉重的枷锁，无力挣脱。

　　有生活不幸带来的精神体力透支，导致悲观厌世——比如陕西金花集团副总裁、ST金花副董事长徐凯。据媒体报道，徐凯一生有过3次婚姻，且均以失败告终。此外，徐凯身患多种慢性病，不堪健康问题的困扰。2005年1月7日，徐凯在西安某酒店上吊自杀，时年56岁。

　　有经营失败带来的人生挫败感——受政策变化、外贸形势恶化等大环境因素困扰，佛山利达玩具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张树鸿、号称前“河南首富”的黄河集团董事长乔金岭、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裘祖贻以及山西鑫龙集团董事长赵恩龙都遭遇类似生死劫。

　　更普遍的是巨额债务纠纷。2011年4月13日，包头惠龙集团金利斌到加油站买了两桶汽油，毅然在奥迪车内点燃了自己。办案民警介绍，赶到现场时，他的尸体已是一副碳化的骨架。金利斌生前曾在盲目多元化扩张中欠下巨额债务。

　　目前，有相当数量的民营企业家像金利斌一样，到了扩大再生产的关键时期，本应扮演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生力军，但由于受到了难以想象的金融歧视，便将其逼上了非法融资的危险征途。而沉淀的民间资本由于缺乏有效的政策引领和扶持，沦为投机炒作的主力军，普遍自觉远离利润微薄、前景黯淡的实业。

　　呼吁了很多年的《民间信贷法》至今仍在学界热烈讨论之中。热议的代价是此起彼伏的非法信贷和企业家不断拿生命为此买单。

　　出走：走后哪管洪水滔天

　　代表人物：仰融、赖昌星、毛伟国、杨秀珠、付普照等

　　仰融足以代表一个时代。

　　从1989年开始，仰融用10多年时间打造了一个市值高达200亿元之巨的华晨系，旗下有申华控股、华晨汽车、华晨中国等不下6家上市公司。他是第一个让社会主义国家的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的人，也曾是300亿资产的“主人”。

　　然而，2001年，他陆续经历了资产清查、职务解除、出走美国……直至被中国辽宁省政府刑事批捕。这个极具传奇色彩的创业和创富史的主角、曾经的《福布斯》中国第三富豪，最终于2002年落寞地倒在与体制的对抗中并远走他乡。

　　1992年10月，华晨中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融资7200万美元。作为“来自中国第一股”，在当时的华尔街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当时的《华尔街日报》认为，这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标志着中国真正融入到资本主义游戏中。

　　硬气十足的仰融和他的造车梦陷入到地方利益矛盾中。2002年5月底，仰融出走美国。5年后，华晨中国从纽交所退市。在美国的仰融听闻消息，悲怆不已。

　　如今，身在美国的仰融丝毫看不出落寞，相反，豪华房产中，其红光满面，气色甚佳，看上去还非常乐观，除了原有的很多国外公司的投资运作外，近两年在食品等行业也有新的投资。

　　近年来，中国内地富人移民海外的趋势越发明显。

　　根据2010年4月初发布的《2010胡润财富报告》估算，中国目前有6万左右亿万富豪。没有可信的数据显示这些富豪已经有多少移民海外，但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再次掀起投资移民海外的热潮，当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而美国并不是投资移民的首选地。

　　探究内地富人海外移民的主因，排在第一、二位的分别是子女教育和寻找安全感。子女教育的原因属于正常原因，而“寻找安全感”则不能不令人反思国内的社会环境。

　　事实上，中国的富人一直以来多数是夹缝中生存的尴尬群体。一方面，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必须仰仗权力才能生存发展，而现代行政垄断制度又使他们时时处处面临着巨大的“权力和制度天花板”，无法在市场上实现公平竞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腐败”和“富裕”往往有着相当大的重叠(但绝不是全部)。

　　中国的富人群体往往被社会底层或愤青群体视为仇恨对象，一旦社会矛盾激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会成为打击和清算的对象，及时地“见好就收”甚至逃亡国外就成了他们不得不做的生存方式选择。

　　问题的本质在于，社会弥漫的非理性仇富情绪可以把富人连同他们的财富一起逼向海外“安全地带”，却不能把导致财富不公正不合理分配的公权因素逼走。结果就是，这个民族和社会不断地被“掘地三尺”，环境和个人价值被不断地透支，所创造的财富却不断地流失海外……

　　而后者，又会加剧富人在积累财富时的短期行为，也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腐败。反正是将来这里的一切与我无关，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

　　入狱：

　　从天堂通往地狱的路径

　　代表人物：孙树华、黄光裕、牟其中、杨斌、周正毅、唐万新等

　　近年来，富豪入狱的事情并不鲜见，在2003年之前就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种现象。2003年12月，《中国富豪问题调查报告》中分析认为，近年来落马富豪们极富戏剧性的暴富经历和可悲结局，使中国社会中的一些弊端暴露无遗，他们的发迹与衰败，都有深刻的时代烙印。

　　但在2007年这一现象似乎特别突出。据了解，2007年有7个亿万富豪深陷牢狱。吴英、谢国胜、孙树华、温瑞芬、周正毅、李义超、周益民，这些富豪的名字耳熟能详。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一夜之间从天堂跌入地狱?

　　富豪落马的原因千千万，但有一条是一样的：对规则的漠视。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或者法人，要想生存和发展，都必须遵守规则。遵守规则下获得的财富将获得法律的保护;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财富，再多也会消失。

　　在2007年以前，他们一路风光无限，媒体的镁光灯、普通人的艳羡都会落在他们身上;而在2007年之后，他们面临的，可能是牢狱之灾。

　　改革开放后，追逐财富已经不是一件需要遮遮掩掩的事。中国人的财富在增加，富豪也在不断增多。在2007年的胡润富豪榜中，以上榜门槛8亿元算，有800多人入选，其中身家百亿者多达75人，而在2006年仅有10人，财富的增长速度可见一斑。有人统计，800位上榜富豪的资产总和占2006年中国GDP的16%。

　　超级富豪成为当今普通中国人艳羡的对象，成为激发很多年轻人奋斗精神的偶像。但是，富豪的财富经得住考验吗?孙树华、谢国胜的落马一度使富豪榜成为魔咒。其实，富豪榜没有错，上榜也没有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问题在于富豪获取财富的方式是不是阳光。

　　关于孙树华落马，在当地曾有这样一个传说：2001年的华林集团产值只有7000万元，当孙树华战战兢兢地报了一个1亿元的数字时，还满以为会被查出来。哪知地方官员再往上报时“加快了发展进度”，这一数字翻了一番，达到近2亿元。

　　一定程度上，企业业绩与地方GDP以及官员的政绩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是一种畸形的、不正常的关系。

　　孙树华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只是这个时代对富豪影响的一个缩影。另外，政策的变化对富豪的影响也不小。在2006年《刑法》修正案颁布之前，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不属于刑事犯罪;但是修正案颁布后，相关责任人必须负刑事责任，这对企业，对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影响可想而知。

　　由于特殊时期、特定的环境，很多富豪在早期生涯中都有过“灰色经历”。为此，国内曾就企业家“原罪”问题进行过大讨论。但是，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之前的事情已经无法改变，但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随着改革的深入，相信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会意识到，追逐阳光下的利润才是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