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大败局

　　财富与死亡——人们最想得到的和最不想得到的一对矛盾体，却集中出现在他们身上。

　　这是一个特殊的人群——已死亡的亿万富翁。通过对2003年以来公开报道中能够找到的72位亿万富翁死亡案例进行梳理，得出的数据显示，15名死于他杀、17名死于自杀、7名死于意外、14名被执行死刑、19名富豪早逝，数字令人深省。

　　乔金岭、徐凯、魏东、高庆昌……7月6日，这张富豪“自杀名单”上，又添上了“贺旭亮”的名字。

　　上个月，胡润首次发布《2011年少壮派富豪榜》，分析中国年轻创业家与新二代的概况。财富究竟会带来幸福还是不幸，一直处于矛盾体的两端。

　　30年改革开放，30年社会变迁，30年原罪与权力寻租，30年是一个坎儿，当此之时，大败局已然无法避免。30年来，南柯一梦何时催生真正的中国梦和中国模式?中国企业家的核心精神到底是什么?

　　中国的一些企业家，如螃蟹般，一红就死

　　高庆昌，如今躺在淄博郊区的玉皇陵公墓里。半山坡上，一块无字的黑色墓碑，十多厘米高的一块灵牌静默地放在墓碑前。

　　即使放在世界商业史上，“公司上市仅三天董事长自杀”也是绝无仅有的旷世奇案。是作茧自缚，还是监管失位?高庆昌这一跳，留给世人太多谜团。

　　高庆昌事件本身的谜团待解，萦绕在中国富豪头上巨大的阴影，更是无法解决的“大败局”梦魇。

　　他们积累了风险重重的财富，却丧失了财富的正义;他们获得了各种头衔，却并未得到市场法则与市场文化这两把真正的保护伞。刚刚以英雄的姿态成为商业杂志的封面人物，却可能在几个月之后销声匿迹甚至沦为阶下囚。

　　中国的一些企业家，如螃蟹般，一红就死。

　　从2003年1月22日，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被昔日的“发小”用猎枪杀死在自己办公室开始，到2011年6月28日，知名运动品牌德尔惠公司董事长丁明亮死于癌症。从公开的报道看，8年多时间里，72位亿万富豪因各种原因离开了这个世界。

　　根据胡润百富榜的统计，2009年，中国(内地)的亿万富豪有5.5万人。2010年，这一数字同比增长了9.1%，达到6万人左右。根据这个数据，亿万富豪的死亡率已经超过万分之一点五。

　　目前中国(内地)最危险的职业当属人民警察，该职业死亡率在万分之三左右。如此看来，“亿万富豪”亦有资格在最危险职业排名榜中取得一席之地。

　　如果说，高庆昌的自寻短见带着民营创业家的“集体忧郁”，那么，国企高管贺旭亮之死则有一种罕见的背景色彩。

　　7月6日晚间，无锡市位于永丰路的南洋花园某幢13楼，一个中年男子的身体悬挂窗外，他与人世间的连接已仅剩最后几秒钟。尽管妻子尽力伸手去拉他的脚，却最终失去了平衡。

　　上市公司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这是贺旭亮生前的最后一份职衔。

　　有专家评点中国富豪意外身死的某些原因：“与官家走得太近，当官家出事后，自然会危及自己和很多人，魏东知道即使自己不死，下半辈子都很可能在监牢里度过，所以无奈地自行了断自己的性命，牺牲小我，保全大局和大家。”

　　丛林、商道与权谋：合法创富与非法创富均全面溃败

　　在市场与权力的争斗中，合法创富与非法创富均全面溃败。

　　一位乡镇企业厂长很得意地总结出一套“工作经验”：先有钱铺路，再图钱生钱。有事没事先多花钱跑跑门路、走走后门、拉拉关系，这样打通了各路衙门，以后才好有发展。出了事故，首先想到的不是亡羊补牢，因为补自己的“牢”远不比花钱请个“保护伞”罩着实用。

　　世上本没有路，“花钱开路”的人多了，“花钱开路”变成了大家都走的路，走着走着还是成了“大路”。一拨一拨的“问题富豪”自然就从那条前人踏出的“大路”上跨步前进。铡刀放到大路尽头，走到头的富豪倒下了，后面的前呼后拥赶上来。

　　牟其中、仰融、杨斌、周正毅、唐万新、张荣坤、顾雏军、严晓群、周伟彬、黄光裕……回首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名字，刹那间灰飞烟灭。这是在印证财富的魔咒吗?“原罪”和“潜规则”就这么流行吗?

　　中国的企业家除了现代管理高手外，大多喜欢读盛宣怀、胡雪岩、政治领袖等两类人物的传记。

　　前者是目前企业家的先祖，让他们感同身受。这些企业家生存于农业文明为主的环境中，面对的是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样的朝廷与商人共同出钱、管理权尽归官员的资源配置与组织管理模式，这些企业家各傍一路政治力量，甚至成为张之洞、李鸿章等维新派官员的理财专家、维新顾问。后者则让很多企业家赞不绝口，认为一卷在手可以尽知中国国情，关键在于，还指明了管理公司、应对政商关系，获取社会资源的捷径。

　　最典型的是任正非，他率领的华为用毛泽东兵法治商、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与国际国内竞争者的肉搏战成就赫赫战功。华为时时爆出的员工自杀、重签合同等大新闻，人工成本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如果说发展中国家用血汗工厂向全球输出价廉物美的商品，难道高科技企业能够例外吗?如果说任正非率领企业用人海战术、用血汗战术取得了优势，那么，其他企业又如何呢?

　　如果说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以三大法宝结合而成的大拼盘就是。中国的企业家正在丛林、商道与权谋之间徘徊，如果他们不能刮骨疗毒，继续用潜规则图谋他人，那么，就将为市场化的商业文化挖下巨大的坟墓。

　　“这到底是市场失灵，还是权力资本大举扩张恶化了商业生态，这一根本问题被悄然化解，市场因此遭到消解。”评论家叶檀质疑道。

　　叶檀接着说道：“中国富豪大败局：他们积累了风险重重的财富，却丧失了财富的正义;他们获得了各种头衔，却并未得到市场法则与市场文化这两把真正的保护伞。中国富豪大败局，更是中国市场文化的大败局，古今中外权谋大杂烩把商道底蕴排挤得七零八落。中国商业文化的大败局，终将给中国的市场化设立最深层次的障碍，这一点，不仅从牟其中、黄光裕这些业已垮台的富豪身上，更从目前仍在纵横捭阖的企业家身上，从对市场化汹汹而来的舆情上，从国企数量下降而体量更为庞大这一触目惊心的现象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一代人的灵魂救赎：为富豪们开一场“集体追悼会”

　　近日，区别于电影《非诚勿扰2》的真人版“集体追悼会”事件受到网络热炒。

　　史玉柱在微博上表示：“刘永好、马云、冯仑、茅永红、郑跃文、 张征宇和我，在重庆集体研究决定：举办一个集体追悼会，每人给自己致悼词。结束过去，开始未来。每活一天就净赚24小时，珍惜每一天，充实每一天，快乐每一天。”

　　这场富豪追悼会显示的，其实是这个年代富豪们的集体焦虑，时代的巨变与财富的非正常式增长，使得富豪们的迷茫与焦虑普遍存在。

　　特别是在原始积累阶段，很多富豪们或打擦边球，或赚的是问题钱。于是很多人急于作别过去，但过去还是像梦魇一样不断纠缠。多年快节奏的工作，沉浮于商海之中，闲不下来，心灵却是空虚的。

　　经济学家马光远认为：“我希望这是一代人在灵魂深处进行自我救赎，更希望这是他们在给自己肩上施加历史责任。不管悼词里说什么，有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反思和进步。”

　　公开的有序的竞争带来的好处不仅是效率提高，更是对防止衍生灰色财富的有力约束。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有论断：中国人“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现时，双方都不以为可怪，都不觉得可耻。他们的欺诈实在可以说诡谲巧妙到了极顶。”

　　在美国，每16个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在欧洲，每2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在日本，每3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而在中国，每200人中还找不到一个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企业家的精神，是怎样一个“坐标点”?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断言：中国未来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能不能由寻租活动转向创造价值的活动。

　　马克斯·韦伯认为，欧美从信用混乱，迈向成熟发达的现代商业，得益于一种商人的“新教伦理”，即一种独特的商业精神：商人以增加自己的资本为职业责任，而且注重依靠勤俭和诚信的职业伦理。

　　这是一种宗教式的感情：“把获利仅仅作为一种职业，而每个个人都感到自己对这种职业有一伦理义务的这一类活动。”“裸捐”的比尔·盖茨认为，企业家只是穷人的信托人和上帝在人间的“财富管家”，积累财富不是为了一己，而要还给社会。

　　中国富豪大败局，似乎在盖茨的话里找到了多年命运飘摇的出发点，以及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