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张裕

　　巴斯德曾经说过：“一瓶葡萄酒蕴含着比所有书本更多的哲学。”于是，葡萄酒被赋予比所有酒类更多的学问、礼仪以及讲究。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如今的中国出现葡萄酒消费热，人们对葡萄酒知识的渴望，如同对葡萄酒的渴望一样强烈。

　　西方葡萄酒发展历史久远，文化底蕴浓厚，对葡萄酒文化的认知非常深刻，完全融入了人们的生活当中，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葡萄酒于中国虽有过“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的灿烂过往，但早已淹没在尘封的历史长河中。于现实中国来说，虽有张裕这种百年品牌，但葡萄酒文化氛围还是严重缺乏，犹如国外缺乏中国几千年的白酒文化一样。

　　葡萄酒是时间的艺术，可是急功近利的国人却熬不住那漫长的等待，于是，进入中国的葡萄酒早已开始变味。

　　所以，张裕虽有百年，但国人的饭桌上还是飘溢着千年白酒香。(本专题26-31页)张裕酒色生香的百年过往：

　　为近代中国带来第一瓶葡萄酒

　　中国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的起源中心之一，葡萄酒“古而有之”。汉武帝时期，我国葡萄酒业开始。东汉末年，孟佗拿一斛葡萄酒(现在的20升)换得凉州刺史之职，足见当时葡萄酒的珍贵。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张弼士是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名字，但因这个人而诞生的一样东西，却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成为我们记忆的一部分，这就是张裕葡萄酒。

　　北京中华世纪坛中的青铜甬道铭文上，关于1892年的记载只有三项，其中一项就是“华侨张弼士在山东烟台创办张裕葡萄酿酒公司”。从当时初生的张裕公司，到现在中外闻名的葡萄酒品牌，张弼士的背影虽渐行渐远，却越来越清晰，跨越一百多年之后，依然站立在人们的视野里。

　　1871年的一天，张弼士应邀出席法国领事馆的一个酒会，听到一个小故事：咸丰年间，英法联军到过烟台，发现那里漫山遍野长着野生葡萄。驻营期间，士兵们采摘后酿制的葡萄酒口味相当不错。张弼士暗暗记下了烟台的这段典故。1892年，张弼士拿出三百万两白银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葡萄酿酒公司，名“张裕”二字，择址烟台。从此，中国葡萄酒工业化生产的序幕揭开了，葡萄酒这种极品酒只属于西洋的历史被永远改写。

　　在中国解放之前的大半个世纪里，张裕一直是唯一的葡萄酒品牌;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那个多灾多难的时代里，他是为数不多的甜美记忆——在1915年举行的巴拿马万国商品展上，张裕酒一举夺得四项奖章，这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斯人已逝，但青史留名。张弼士留给中国的，不仅是一个品牌，或是一个天文数字般的财产，他代表着近代中国史上的一种精神，那种精神只有在历史的长河里才能找到。

　　张裕提振民族工业的精神固然可嘉，但是，令百年前的张弼士尴尬的是，直到今天，中国人还是不懂葡萄酒。

　　中国“跪族”喝红酒的雪碧情结

　　说起红酒兴起的历史很少有人会知道，这个有着7千年酿造史的葡萄酒，是在9世纪初的查理曼时代，从查理大帝开始发生了很大变化，葡萄酒经济与文化发生了巨大的进步。

　　这位酷爱葡萄酒的君主巧妙的利用王权把葡萄酒文化融入到王公贵族生活中，并把教会作为重要的文化传播途径大力推广葡萄的种植和葡萄酒的品质改良。

　　查理大帝在1495年颁布了政令，不准在葡萄酒内混入水果等其他物质。以保证葡萄酒的纯正口味。而在几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却在葡萄酒中加入了自己发明的味道。

　　有一句话，说是法国人用一千年将葡萄酒中的糖分去掉，而中国人只花一秒钟就用一瓶雪碧把糖分兑了回去。

　　在冯小刚拍摄的一个广告里，山西的一位秦氏新贵，带着新来的女秘，正乘坐一辆豪华加长林肯车疾驰，这时秘书递过一杯红酒。

　　“就这样干喝啊?”秦总很不屑，“兑雪碧嘛，现在的老板都掺雪碧喝……”

　　1998年，著名影星巩俐拍摄的一个葡萄酒广告，让老百姓第一次听到“干红”这个词。此后，喝干红葡萄酒的风潮席卷全国，中国的百姓也是第一次知道了葡萄酒还分为香槟、干红、干白和起泡酒等种类，而红酒这个名词也替代了果酒，成了中国人赋予葡萄酒的一个新的称谓。

　　但喝惯了甜味葡萄酒的老百姓实在接受不了干红酸涩的味道，于是，红酒兑饮料的喝法在中国大江南北广为流行，红酒的销售也是一路走高，这可乐坏了红酒生产厂商，连卖饮料的厂商都跟着沾了光。“当时只要是宴请，上红酒就必上雪碧，雪碧兑红酒是很流行的。”

　　其实，很多人在当时都跟范伟饰演的秦总一样，觉得红酒并没有饮料好喝。所以没过多久，这阵风一过，红酒的销量有如一条抛物线，从巅峰跌落谷底，再次湮没在觥筹交错的白酒和啤酒之间。

　　还是那个广告，秦总偶遇自称汝南周氏贵族的年轻女人后大受刺激，随即决定为自己找一位身世显赫的贵族祖先，然而最终他发现，原来自己的祖先是“跪族”秦桧。

　　葡萄酒的中国困惑：

　　拿着葡萄酒空瓶酩酊大醉的傅彪，没有人知道他瓶子里装的是不是65度的二锅头

　　2002年10月3日，杨澜、吴征一家三口来张裕卡斯特酒庄定购了三桶酒，作为杨澜《名人访谈录》专用礼品。《齐鲁周刊》记者亦在张裕卡斯特酒庄的酒窖里看到了杨澜在2002年整桶定制的3桶蛇龙珠干红。杨澜曾说过，她不赞成老公喝白酒、啤酒，而愿意让他每天喝一点最好的葡萄酒。

　　同样在国外，只有少数人可以享受葡萄酒的刺激，而大多数的人平时只能喝啤酒。曾经有着无数的文人墨客赞美葡萄洒的雍容华贵。与法国的香水和时装一样，葡萄酒也象征着法兰西式的浪漫情调与贵族气质。

　　但一切贵族式的浪漫都会被中国的餐饮文化所过滤。葡萄酒与所有用于饭局的酒都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只是颜色比较红而已。就像拿着葡萄酒空瓶酩酊大醉的傅彪，没有人知道他瓶子里装的是不是65度的二锅头。

　　有意思的是，在大多数外国平民品牌进入中国变成中产甚至高档品牌的情况下，葡萄酒走了一条相反的路。

　　为了适应中国消费者的普遍需求，葡萄酒在中国走了一条大众消费的路线。现在市场上我们可以轻易找到十几块钱一瓶的葡萄酒。对于葡萄酒这一纯粹的舶来品来说，其贵族气质在中国已经荡然无存。

　　在中国历史上去找真正意义上的贵族，得上溯到先秦时代，自秦以后，君权独大，终至一夫刚而万夫柔，贵族阶层逐渐凋亡，至李唐后，已无所谓真正意义的贵族阶层。

　　这中断的记忆，不是100年，而是2000多年。

　　我们更熟悉的词儿，是主子和奴才，而不是贵族精神，以至于我们今天在谈公民的荣誉、尊严、责任、正义、独立意志，非得绕道地球的那一端，不装腔作势学会喝葡萄酒，借几个洋词打底，就无法开口。

　　而在地球的那一端，贵族平民的阶层之别正趋消亡，而所谓的贵族精神，无须等级制，因为其核心支柱是文化的教养、社会的担当、自由的灵魂，它早已溶于普通国民的血液之中。

　　所以，无论是葡萄酒广告商宣传的“贵族风范”，还是国人身着晚装，手持红酒酒杯举行贵族式晚会，它的指向无疑都是欧洲社会的贵族或我们更熟悉的西方“上流社会”——在我们所谓的与贵族沾边的元素里，你甚至找不到一个是与西方无关的。

　　于是再当我们端起一杯拉菲一口干掉的时候，酒杯里满溢的，与贵族无关，只有匪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