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纪鹏：中国股市的“小学课本”

　　本刊专访——

　　最近几个交易日，A股市场出现了久违的大涨，但综合来看，上半年的中国A股走势仍是全球领跌。知名经济学家、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接受记者采访，称就整个资本市场发展史来看，各国均是先有场外交易市场，再从场外交易转入场内交易，但中国因是计划办资本市场，从20年前一开通就先办了两个大学。

　　场外交易市场毕竟是资本市场的基础体系，终有一天需要把这个“小学”完善起来。因此，刘纪鹏称，无论是轰轰烈烈的创业板还是如火如荼的中小板，乃至稳步前进的主板市场，都成了给场外交易市场提供经验教训的“课本”。

　　不完善的“小学体系”，是市场牛短熊长、长期低迷的关键

　　曾有人对近期中国股市状况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美国股市已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金砖四国’其它三国股票市场价格也平均上涨了两倍左右，那为什么中国股市始终在低位徘徊，甚至惨不忍睹的跌到了不足2700点?”

　　主流观点将其归结于去年10月以来货币政策的紧缩、欧美经济复苏乏力，但刘纪鹏却扮演了一次“非主流”角色，他认为“A股的制度缺陷才是市场牛短熊长、长期低迷的关键”。

　　此前，刘纪鹏接受《齐鲁周刊》记者采访时，曾对中国股市制度做过比喻，他说如果“把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史用教育体系比喻的话，那就是小学体系先有，中小板和创业板是高中和初中，以后才发展到主板或者交易所的大学体系”，但我国的“发行制度片面追求所谓的市场化”，抛弃了整个资本市场发展史的运行规律，“从20年前一开通，就先办了两个大学”。

　　其实，早在1994年中国就出现了产权交易市场，但由于当时的政策不允许股权转让，所以这些产权市场大部分都是以拍卖为主，这就使得中国的资本市场体系只有A、B主板两个市场为大学，中小板、创业板为中学，而小学体系却始终不完善。交易所的自然垄断导致所有的企业只能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才能实现股权的真正流动。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中国这样一个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国家，形成以中小企业融资和建立现代证券金融为主导，以资本市场为主体的现代金融体系。

　　金融体系如同教育体系一般，必须要有完善的小学体制，高端的大学教育才能有稳固发展的根基。否则，只能是缺乏根基的空中楼阁。刘纪鹏还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对股市的影响显而易见，而股市监管政策不当对股市的负面影响却很少被人们思考，如果不对股市本身的监管政策进行制度性反思，我们就找不到目前中国A股市场全球最差的真正原因”。

　　“他们错误的以为这个市场很有钱，可他们不知道这不过是由发行制度和公司股权制度不合理造成的虚假繁荣，这几年A股持续下跌，但决策层没有推出积极的扶持政策而是一味的融资，创业板制造了中国股市泡沫。”刘纪鹏称创业板的危害并不仅如此。

　　创业板从一条龙变成了一只跳蚤

　　2010年8月，江苏如皋的一个农村老太太以身家数千万的资产，现身创业板公司大股东行列，并一夜身家暴增。大股东赚了，买原始股的也赚了，但众多散户却赔了。

　　一个散户的创业板噩梦大体是这样的：“创业板开市首日就认准了买华谊兄弟，每股88元，图个吉利，买了3000股，砸进去二十五六万，第一天就被套了，现在只剩下18万。”刘纪鹏将创业板总结为“‘造富’很强、圈钱很多、股民很受伤。”他认为创业板没有达到最初创立的目的，即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良好的社会渠道。

　　据创业板相关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上市的233家创业板企业，平均每家计划募资2.5亿元，但实际募资7.5亿元，每家超过5个亿，合计计划募集587亿元，实际募集1726亿元，超募资金接近1150亿元。深交所400多家上市企业，2010年利润平均增长42%，中小板33%，创业板是31%，创业板最低。平均从利润的增长看，这些创业板上市前报的利润每股收益要达到0.25元，去年是0.67元。但这些企业仅仅是超额募集的这5亿元，就能给他们带来每股0.42元的直接利润，如此算来，它们的实际增长可能也不过0.3元。对此，刘纪鹏称这些企业“光吃超募资金的利息就足够了”。

　　据悉，创业板企业的高成长、高科技概念并没有满足，其上市之后更直接的结果是造就了717个亿万级富翁和106个10亿级富翁。“本来创业板是一条龙，但我今天怎么看它都像一只跳蚤，还危害了许多后续上创业板的企业。”

　　刘纪鹏将创业板比作“跳蚤”是有原因的。他告诉《齐鲁周刊》记者，曾有一位主管金融的官员对他说，当地有6家企业登陆创业板，其中起到最关键作用的是第一家创业板企业的老总，因为他成功为后面5家企业打开了“通道”，据说后面5家企业上市所需的中介机构、审查等环节都由他来帮助解决，酬劳就是要那些后续上市公司的股份。“上市使一些创业者发现了一个更赚钱的机会，可这显然误导创业者走入了歧途。”

　　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对于创业板的态度颇值得我们借鉴。人家企业门槛应该适当降低，培育投资人，加强对保荐人的处罚，出了问题就把保荐人罚出场，把责任具体落实到保荐人的名下。我们“现在的发审委是集体发审、集体负责，结果是出了问题谁也负不了责”。在刘纪鹏看来，正是由于“创业板发行制度不合理这样的伪市场化，和‘一股独大’的家族上市公司的不合理股权结构，给中国股市埋下了隐患，甚至对中国二级市场投资人不断产生伤害。”

　　证监会的职责“不是选美人，而是抓坏人”

　　“我们不应该把问题都归结到宏观货币政策上去，核心问题要在中国证券监管部门的制度性偏差上进行反思。”刘纪鹏毫不客气地告诉《齐鲁周刊》记者，“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对自身制度建设的反思不足，发行制度提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总不成功?因为审批者不愿意丢弃权力。”

　　刘纪鹏认为，中国股市内在制度性矛盾已迫在眉睫，中国证券市场监管部门应对他们的制度性偏差和他们对目前股市大盘不该有的持续低迷负起责任。“要鼓励直接融资，就要保护投资者的积极性，首先就要监审分离，取消发审委。”刘纪鹏称证监会的“职责‘不是选美人，而是抓坏人’，应将发行审核权下放至交易所，把发行规模搞上去”。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国际通行做法，把审核权限下放到交易所，交易所责、权、利一致，而监管部门则腾出精力抓大放小，主要从政策制定及监管层面进行宏观调控。

　　“我们的不确定性风险如果说存在的话，只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来自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刘纪鹏告诉记者，一国经济的发展“必需靠资金支持，从融资渠道看，既包括以银行信贷为代表的间接融资，也包括以股票债券为代表、以资本市场为依托、以流动性为转让和资源配置特点的直接融资”。刘纪鹏还称，“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资本市场本身内在制度性因素不解决，不把股市培育起来，不保护二级市场投资者的利益，‘积极股市’就是一句空话，不要说今后把直接融资比例提高到40%，就是现在25%水平也不可能支撑下去。”

　　通过转变融资模式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把这些不用国家信用承担风险的钱转化为我们做大经济总量的资金来源，这就能起到缓解目前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目的，这一方面可以解决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又可化解钱荒。“今后的宏观调控政策一定是以直接、间接融资两种模式、‘两条腿’走路，但如果制度性的深思没有完成，则普通股民唯一可做的就是选择远离这一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