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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不能拯救中国经济

2014-04-20 09:41 未知/ □谢国忠 /

 

  互联网并不改变产品和大部分服务背后的生产机器,只有新产品和服务才能推动经济体前行。营销只是营销,充其量只能给小部分人带来财富。

 

  当前这轮围绕社交网络、电子商务和在线游戏的互联网繁荣,迄今并未给经济体带来较为显著的生产率提高,未来也不太可能会。这一繁荣更多是将已存在的需求由线下向线上的重新转移分配。

  由于绝大部分热门企业已借助低成本融资和无盈利模式占据了市场份额,这一需求的再分配不太可能主要得益于分销渠道变得更为高效。低成本融资即流动性泡沫,很有可能才是催生互联网繁荣的主要引擎。这个泡沫本身或许不会对经济体有太大破坏性作用,因为相比全球经济的投资总量,这部分融资数额给了人们一个“错误的寄望”,以为能借此重振中国经济。如果人们认为互联网繁荣潮水能把中国经济推向远方,谁还会有动力推进改革?

  产品通过何种方式销售与产品本身相比并不重要。乔布斯有iPhone在手,通过线上还是苹果零售店出售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一个可持续经济体应建立在随着时间推移,产品质量越来越好,成本越来越低这样一种商业模式上。如果一个经济体充满各式各样的中间商,却缺乏独特、高附加值产品,将无法走远。

  人们借手机可真实地触摸到互联网技术,便对许多东西都持更加开放态度。全球低息环境促使他们对某些新奇的、可接触到的、但完全不能被理解的事物多有认同。这就是为什么配置于互联网股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s如此受欢迎的原因。其实,比特币是个极端例子,它反映了大众想象力如何创造了荒唐和离奇,且很可能带有犯罪性质。比特币基本就是私自印钱,尽管通过数码形式。这在任何国家都是违法行为。不过由于任何与数码相关的事物很容易抓住大众,甚至包括政治领袖的想象力,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国家如此定性比特币。即使全球最大比特币交易平台瘫痪,价值近5亿美元的比特币消失,仍没能促使政府采取任何行动。比特币事实上只有两个用处:洗黑钱与投机。

  还有在线游戏,也已成为货真价实的摇钱树,但它显然对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不利。那些沉迷于在线游戏的人通常生产率低下,最糟糕的是对年轻人的损害。在线游戏在财务上获得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内容缺乏监管。在纸质媒体、电视和电影领域,带有性和暴力的内容受限制,但在线上游戏领域并不存在这样的标准。对于在线游戏的沉迷,已导致整整一代人的身体健康和学业成绩严重受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政府竟没有像监管其他有害、易上瘾、但具有娱乐性的产品如香烟、酒精、赌博等一样,对在线游戏实行监管。这无疑得益于任何与互联网相关的东西在当下世界所带有的光环。但总有一天,政府和消费者会意识到互联网世界和现实世界并无二致,其中的产品一些是有价值的,一些是琐碎无聊的,还有一些是有害的、需要被监管的。

  距离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已有十多年,一个更大的泡沫已于2008年开始酝酿。社交网络、电子商务和在线游戏企业已成为金融市场的宠儿。某些获利颇丰的企业,估值已达到2000年互联网泡沫顶峰时期的水平。纳斯达克指数在2000年一度攀升至5400点,但在低谷一度下跌至接近1000点。

  与2000年相比,今天互联网泡沫故事虽背景不同,但受吹捧的理由类似。2000年时,有些理由支持那些缺乏经验、缺乏营收、没有盈利的初创公司获得超高估值。十几年后,同样理由又被应用于互联网热潮。一度有传言称社交网络软件如WhatsApp 和微信,将完全打破现有电信公司秩序,尽管它们仅仅需要借助后者网络的软件。还有传言称,电子商务将完全取代实体店,这个说法与1999年何其相似。

  上世纪90年代愈演愈烈的互联网,回过头来看很大程度上只是一股风潮。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获益只是信息和数字消费品行业,如书籍、音乐和旅游预约。对那些处理实体商品和服务的行业,互联网商业模式的优势较为有限。新一股互联网风潮典型的体现是3D 打印,这一发明充其量只是“小众产品”,互联网在商业中的优势仍将限于消费类电子信息产品领域。

  社交媒体在今天受欢迎,暂不考虑其商业潜能,事实上很难带来经济体生产率的显著提升。没错,人们确实有了一个可以每天发布自己干了什么事的地方,但这能给经济体带来什么?甚至可以认为,社交网络只是提供了一个可以让人们低成本进行炫耀或自恋的场所。

  这一轮互联网繁荣或许会为世界留下一些能够持续发展的企业,但无论这些企业能获得多大商业成功,都不会对有关经济体的生产率提升产生显著影响。互联网并不改变产品和大部分服务背后的生产机器,只有新产品和服务才能推动经济体前行。营销只是营销,充其量只能给小部分人带来财富。中国经济需要实现结构性重组,这一点已早有共识。改革经济的第一步是砍掉低效和浪费型投资,并将储蓄转移至家庭消费上。刺激性政策是为增加投资。中国应做出的改变显而易见。

  谢国忠,独立经济学家和金融投资顾问,并领导一家股权投资俱乐部。他是原摩根士丹利的董事总经理及亚太区经济首席分析家,其在亚洲区同行中以追求立意新颖、见解独到非人云亦云而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