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齐鲁的老外们

　　过去30年，是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拓荒的年代;一批来自国外的个人冒险家先后在中国登场。

　　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敏锐的“中国通”辞去了中国区高管的职务，在这里开创公司、注册品牌、招募人才、连锁扩张……

　　他们的故事与以往不同的是，要在中国本土建立品牌，建立可行的生意模式，而非简单地充当西方商品的“洋买办”，或者仅仅是赚快钱。

　　忠告来自于那些已经在中国市场收获经验也收获教训的先行者。和王微一起创办土豆网的方德思(Marc van der Chijs)告诉记者：“在中国哪里你都有机会成功，但是，你们总是会低估中国的竞争激烈程度……除了自己的努力理解，更重要的是寻找到一个很好的中国伙伴。”听起来耳熟?没错，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无数指导跨国公司在华发展的红宝书里总是这样写道。

　　但不管怎样，正如去哪儿创始人戴福瑞所说：

　　如果你想要的是一个有趣的人生，为什么不来中国呢? (本专题28—31页)

　　大明湖畔的维尼丘

　　嗨，保罗，假期过得好吗?

　　萨莎，这几天没来又去哪儿比赛去了?

　　卡尔，玛瑞娜，你们的项目谈得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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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他还会坐到某个桌前喝杯卡普西诺咖啡，这时他看起来更像个客人，而不是这家大明湖畔饭店意大利餐厅的老板。

　　维尼丘几乎和所有常住济南的老外都熟，因为他们都是这家意大利餐厅的常客，甚至包括日本人和韩国人。有的老外甚至会告诉你，要不是有这家意大利餐厅和维尼丘，他们真不知能不能长期留下来。

　　维尼丘的老家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谈起自己的家乡，他如数家珍。

　　“佛罗伦萨是托斯卡那大区的文化中心，也是欧洲著名的旅游胜地，佛市的旅游资源足以养活那里的很多人。在佛罗伦萨，你会看到一天到晚到处都是游客，特别是晚上，餐馆、酒吧、咖啡馆、DISCO里到处都是人，整个城市彻夜都很活跃，充满活力——这跟济南太不一样了。”说到这儿，维尼丘像所有欧洲人那样习惯地耸了耸肩，表示无可奈何。

　　维尼丘认为济南与佛罗伦萨最大的不同在于，济南的发展以竭尽全力地实现现代化为目标，而佛罗伦萨则以极力保护古代文明而去积累财富。在佛罗伦萨你会看到几乎所有的古迹都被完好地保护下来，而世界各地来此观赏文明古迹的游客，的确给佛罗伦萨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

　　“生活方面吧，”他很快调整了一下思路，“佛罗伦萨人很会享受生活，对吃、穿、住、游都十分讲究。在享受生活方面，佛罗伦萨人从来都不吝惜钱财。”他告诉我们，意大利人习惯在工作之余与亲戚朋友相约去郊外或餐馆。特别是在晚间，很少有人呆在家里，所以电视不像在济南这么大受欢迎。不知维尼丘是不是觉得济南人在享受生活方面不够“潇洒”，他说他不太理解济南人的业余生活为什么除了看电视就是逛商场。

　　维尼丘还从餐饮业经营者的角度谈了一件有趣的事儿，他说，在欧洲，只要是不同口味的餐馆，就有人愿意去尝一尝;而在济南，很多从来没吃过西餐的人就可能很坚决的说他不喜欢吃西餐。

　　“您不认为价格不容易被接受也是一个原因吗?”

　　维尼丘很认真的想了想，说：“其实，在济南，同样的意大利菜已经比在佛罗伦萨便宜了。我不觉得价格是重要的原因，这里面可能还是有文化不同的关系。”

　　谈到对乡下的迷恋，他说，“的确，意大利人很喜欢在周末到乡下去，那里自然、安静、空气清新，能让人的身心都得到休息。对于乡下，欧洲人都很迷恋，很多城里人在乡下都有房子。”

　　“当然，”维尼丘和一对刚刚入座的美国夫妇打了个招呼，接着刚才的话题说，“我也看到了在中国，大家都在拼命地涌向大城市，没有人喜欢农村。其实这种情况在意大利也曾有过。那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也是都向着大城市蜂拥而去，因为在那里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后来经济发展了，人们富起来了，大城市就不再是所有人共同的目标了。”

　　停顿了一下，他又很严肃地说道：“穷人和富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理念。只不过穷人无法选择，而富人则有很多选择的机会而已。”

　　他接着说，“我听到过不少中国人在抱怨，我只想告诉他们，这些都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来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也只有靠发展。有一天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身边的生活发生了改变，你就会发现，我们对生活要求的标准也变了，你会发现人们选择的机会更多了……比如，这时也会有人喜欢乡下了。”

　　韩国人的青岛印记

　　李炳烈努力向周围的中国人和韩国人证明：真正的韩国人应该是文明、有修养、开放而具有亲和力的，“随着新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逐渐来到青岛，这种能代表韩国形象的人会越来越多。”

　　在青岛市城阳流亭镇靠近立交桥的重庆北路，一个完全不会汉语的韩国人可以轻松地享受他典型的生活方式：购物，进饭店吃饭，晚上到酒吧放松，或者泡泡洗浴中心，接近凌晨玩饿了的话，还可以不费力气找到通宵营业的饭店——这种饭店在韩国很普遍。

　　1989年第一家韩资企业落地青岛时，韩国人留给青岛人的印象是逐利而行的商人，和其他外商没有区别，但现在他们正以邻居的姿态走进青岛人的生活。一位替韩国人充当翻译的中国朝鲜族人指着漳州二路中商广场附近的居民小区说：“这周围40%的居民都是韩国人。”官方公布的数据是，在青岛的韩国企业有5500多家，常住韩国人有5万余人，加上流动人口，这个数据则上升到10万，而青岛的市区常住人口在220万左右。在青岛市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出门碰上韩国人不奇怪，碰不上韩国人才奇怪。”

　　青岛人眼中的韩国人一般是这样的，他们脚步匆匆，心里揣着赚钱的计划，表情严肃，大都开着现代或者大宇等韩国品牌汽车，年轻人则爱好在深夜飙大马力摩托车，喜欢到酒吧狂欢至深夜不散。

　　青岛被称为最适宜韩国人居住的城市，韩国《朝鲜日报》称，青岛正在逐渐“韩国化”。至少有一条韩语专线直通市政府有关部门，企业一般配有韩语翻译，部分医院推出韩式服务，部分酒店、饭店和酒吧甚至专为韩国人开放，中国人一走进这些场所无异出国，眼睛所及是韩国人与韩国文字，耳朵所听是韩语，服务员也是一身韩式打扮的朝鲜族人。

　　青岛市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只要会中文就不会迷路，只要会韩语就不愁工作。“这是一座无需用汉语谈生意的城市。”韩国企业家协会秘书长张五洙这样公开形容韩国人对青岛的印象。

　　但普通青岛人所看到的并不全是韩国人带来的好处。

　　在青岛市区，韩国人有时所表现的优越感引起了一些市民的不满。在青岛有很多韩国人或中国朝鲜族人开的韩国料理、洗浴中心、健身房和酒吧，只接待韩国人，里面的文字全是韩文，“服务员对韩国人热情，中国人一进去，一说话让他们发现不是韩国人，服务态度马上就下来了”。

　　韩国人对青岛人有时也心有不满。年轻的李炳烈2004年9月来到青岛，在市南区开了一家轮滑专卖店。最让李炳烈不舒服的是，大多数中国人对细节不注意，随地吐痰，上公交车一窝蜂乱挤，找零钱时单手一扔，“这在韩国是很不礼貌的，韩国人递东西，必须是身体微躬，双手奉上。为这事我还和中国人闹得不愉快。”

　　在青岛的韩国企业中的有些中国雇员则认为韩国人太抱团，“到中国来就看着韩国人亲，买东西就认韩国货，青岛土大力快餐店一包中国香烟15元，外面一包5元，偏偏到土大力卖，因为土大力是韩国品牌。”一位还未毕业的青岛大学学生这样描述他的韩国老板：“办公产品一律用韩国品牌，日常消费也要到专为韩国人开的社区便利店买，这里的商品全是韩国进口，比中国同等商品贵两三倍。”

　　也有青岛人认为，韩国人比较爱国，“这是他们的优点”。

　　从马可·波罗到胡润：如何分享中国机遇?

　　公元1295年，在中国居留将近20年后，威尼斯商人的儿子马可·波罗回到故乡。他把旅行经历写成《马可·波罗行记》，天堂般的东方世界第一次激起了欧洲人的向往。

　　700年后，公元1997年，已经在上海滩东游西荡了几年的英国人胡润，正在为前途苦恼。他已经嗅到这个“到处都是工地，乱糟糟的”城市，其实蕴藏着巨大的活力和宝藏，而他要做的，就是找到那把打开财富之门的密钥。

　　胡润成功了。在上海图书馆里，他精心打造了第一份“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虽然看上去略显粗糙和业余，但这份后来定期发布的年度榜单，成为新世纪中国商业力量崛起与沉浮的最佳见证。在形式上，中国的商业生态群落则从此与商业全球化浪潮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胡润终于搞明白了最关键的问题：21世纪，在中国，我是谁?

　　自从1979年法国人皮尔·卡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首场服装表演，“发现中国”的过程就开始呈现出一个持续加速度的“飞升状态”。来中国创业和寻求机会的外国人，不再限于早先的冒险家、旅行者、传教士和那些拥有政治背景“持剑经商”的大资本家。相反，任何一个有机会接触中国的外国人，不论其身份、地位以及家庭背景，都可能参与到在中国创业的浪潮中。

　　19世纪法国作家戈蒂耶，曾在他的诗歌《中国热》中写道：“我心爱的姑娘在中国，住在细瓷塔中，在那鱼鹰出没的黄河畔。小脚可握在手中把玩，黄皮肤比铜灯还亮，每晚，她如同诗人一般，将垂柳和桃花咏叹。”很多时候，诗人的浪漫与商人的幻想，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现实从来都不是玫瑰色的。进入21世纪，机会大把、轻易挣钱的时代已经过去。即便是老外，如果没有真正出色的商业创意和坚定有效的执行力，在中国市场，也将面临随时被更新淘汰的命运。

　　世界是平的。因此，树立门槛、构建壁垒的速度，总是比不上壁垒和门槛被新鲜的创意和突破性技术推倒的速度。“商业中国”的魅力与挑战，几乎全部可以归结到其开放的特征。当竞争的边界已然消失，我们也许应该认真思索一下：中国人的机遇和未来到底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