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9”泉城第一大血案
１９９３年，美国学者Ｓ·Ｃａｓｔｌｅｓ在《国际移民时代》中提到“移住”与“城市化犯罪”一词。１９９６年，济南曾经发生一起特大杀人案，死亡人数之多为当时罕见，而惨烈的案情背后映照出的社会深层的“城乡二元结构”冲突更是发人深思。时至今日，这种由文化异质性冲突，引发农民个体心理冲突的问题，依旧未能彻底消除，仍旧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悬而未决的重大课题。
恐怖的“复仇”之夜
１９９６年５月５日，当钟楼的时针指向下午３点１０分，上海至沈阳的１３４次旅客列车准时驶进济南站台。不少心细的旅客发现，１６号车厢被二十多名荷枪实弹的公安干警和武警团团围住，十几台摄像机、照相机也一起对准车门。
车门刚一打开，只见一名男青年手铐、脚镣加身，被几名威武的便衣警察押下车来。
６天之前，这个颓丧、甚至有些文弱的男青年，制造了一场空前的恐怖和灾难。在他的菜刀跟棍棒之下，四人在惊悸中死去。
被塞进囚车前，他试图开口，喉咙里发出“嗬嗬”的低吼声，双眼通红，赫然喊出一声“城里人都黑心”！
１９９６年４月２８日，凌晨４时许，济南市历城区靳家乡１０４国道旁的路边店“君再来”酒家，同往常一样一派静谧。沉浸在香甜睡梦中的店主韩水（化名），绝不会想到自己正面临着一场灭顶之灾。
此时缩在阴冷的小屋里的吴志（化名）再一次摸了摸枕畔的菜刀，刀锋在阴暗的小屋里闪出刺目的光晕，一股热气在吴志胸口冲撞。
咬咬牙，吴志右手持一根三厘米粗铁棍，左手抄起菜刀，摸到韩水处。
一脚踹开房门，吴志举棍便向韩水头部猛击数下，见韩昏迷过去，吴志持刀向韩脖子砍去。一阵阵强烈的血腥气直扑鼻腔，吴志心里“怦怦”乱跳，一阵作呕，举刀的手渐渐绵软。
而此时被惊醒的服务员余敏（化名）的一声惊叫又让吴志恶向胆边生，“杀了她，这个淫妇”！吴志左手捂住余敏的嘴，右手用木棍向余敏太阳穴部位猛砸三四下，接着用力扭了一下余敏的颈部，随后菜刀向被扼昏在床的余敏落下，“噗噗”两声闷响，余敏倒在血泊中。
上衣已被鲜血浸湿的吴志提着菜刀，推门，前行几步，向右一转，又是一个房间，菜刀闪动，女服务员张英（化名）、韩芳（化名）当场毙命。
望着地上血肉模糊的尸体，吴志惊悸之余，却又有几丝复仇的快感掠上心头。
被城市滞留的“白食专家”
事情还要从吴志的一次强吃白食说起。
２１岁的吴志系临沂市东侯村人，临沂市公安局相关办案人员告诉记者，吴志初中毕业后无所事事，曾是附近小有名气的“白食专家”，时常伙同伙伴到酒店内大吃大喝，而后扬长而去，因行事霸道张扬，屡试不爽。
１９９６年年初，决意到济南闯世界、发大财的吴志，只身来到历城区靳家乡打零工，几个月的起早贪黑之后，吴志身心疲惫、厌倦透顶。
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８日，劳碌一个中午的吴志回到家中：布满灰尘的桌椅、昏暗的光线，一切让人沮丧。翻开锅盖，只有隔夜残留的半碗面条，咬着又冷又硬的剩饭，吴志难以下咽。
“出去改善一下？”一念顿出，很快吴志大摇大摆坐在“君再来”酒家的饭桌上，风卷残云。
然而，未曾想到霸道惯了的吴志恰巧遭遇更为强硬的韩水，因不肯付账，韩水将吴志痛打一顿，并扣留到店内打工，稍有不慎即遭到韩水的呵斥。
就因为他是城里人？就因为他有几个臭钱？
又是那窸窸窣窣的笑声！
“再吵老子弄死你，”吴志扯过被角狠狠的蒙住脑袋，试图阻挡隔壁那一阵一阵传入耳膜的声响。
吴志的房间与女服务员余敏的房间只隔一道纸板墙，隔音效果很差，几乎隔壁的一举一动都能清晰听见。
自被扣留到“君再来”酒家后，每夜余敏房间内的响声都是吴志的噩梦。
“韩水已经３８岁，余敏不过二十出头，凭什么他要明铺暗盖的霸占？就因为他是城里人？就因为他有几个臭钱？”想起余敏、韩水的眉来眼去，吴志内心便一阵嫉恨。
吴志尽管来自农村，但极喜整洁，房间内随时摆放着一套整齐的牙具，几件白衬衣，而店主韩水？粗重的汗毛、抹布一样油乎乎的衣衫、半秃的前额……这个屠夫一样的莽汉怎能匹配秀气、恬静的余敏？
夜晚躺在床上的吴志一次又一次用厚重的棉被将自己裹住，让黑暗将内心的愤恨及欲念吞噬，而针扎、虫咬一般的心痛让他煎熬。
终于，某个夜晚，他破门而入，手上的刀闪着寒光。
■专家评点
李玫瑾 中国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
“城乡二元结构”就是“紧箍咒”
《齐鲁周刊》：本案中犯罪人员吴志杀害店主时曾称“城里人都黑心”，您怎么理解这种仇恨的泛化？
李玫瑾：类似案件的分析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文化冲突的影响，城市文化生活的复杂性、娱乐文化的刺激带来的道德观的麻痹和混乱；城里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多元化，以及显著的贫富差距，显然不断冲击着这些从农村来的年轻人。
吴志的犯罪心理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这种文化冲突与犯罪的关联性。他所要报复的“城里人”已不再是一个具体的城里人，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他对城市功利性目标所带来的人们情感的疏远、冷漠的反感。
《齐鲁周刊》：城市的歧视是引发此类犯罪的诱因之一？
李玫瑾：本案中店主对吴志的颐指气使便是引发吴志犯罪的主要诱因。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就像“紧箍咒”， 束缚着进城打工的农民，在医疗、教育、住宅、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的不平等，所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譬如一些农民工子女因在城市无钱就读，便在街头游逛，成为城市不安定的因素。这种歧视性文化也容易滋生与城市主流文化相抗衡的亚文化，滋生不满情绪及犯罪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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