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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东第杯“世界观·家园论”主题征稿连载⑩

2009-12-10 18:46 《齐鲁周刊》/ 齐鲁周刊 /

■火炬东第杯“世界观·家园论”主题征稿连载⑩

 

地球西北角

 

  飞机呼哧呼哧地飞了十五个小时,把我驮到了地球西北角一个叫内布拉斯加的小城,我住进了小城的卡索街801号,在那里度过夏天和秋天。


  小城里的建筑几乎都是十九世纪的,很有古董感,总让人觉得它们是镶着蕾丝和荷叶边的、是有着包纽和蝴蝶飘带的,它们全都悄无声息,至于那些铺面,就是走得很近了,也难以弄清楚是正在营业的还是关闭着的。大街上几乎总是空的,很少看到行人和车辆。大树很多,多到足以让这里成为国家植树节发源地。小城每天都在明晃晃的太阳下睡着,偶尔会下一场雨,只有那时候,小城才像是湿漉漉地醒来了。我在屋里呆得过久了,就想出去走走,去逛逛古董店,买些便宜有趣的旧物;去书店,坐下来喝咖啡吃点心翻翻书,消磨一个下午;去图书馆,那里的电脑网络早在我到来之前就已经输进了我的名字,可随便借阅;我还发现了一个卖酒的小店……日子一久,城里的人都认识我了,扁平的脸只此一张。


  我凌晨睡下,中午起床,身体里的钟指示的还是北京时间,我住在西半球一幢红砖小楼里,我的呼吸和呓语却在东半球另一幢灰色水泥公寓里盘桓、回响,有那么一瞬间,我有点儿想念地球那边我的那两间破屋子了——我只想念我的破屋子,并不想念破屋子所在的那个600万人口的城市,它太嚣闹了,嚣闹得失了心性。我终于躲开了,躲到地球西北角来了。在这里门厅里的电话基本上是不响的,这世上的消息都阻塞在电话线中了,当它偶尔响起,像是在空气里硬硬地划出一道伤痕,总要吓我一跳,以为是在拉警报。电子邮件也不多,如果有,也大都是艺术中心内部的消息和安排之类,似乎外面来的邮件都在网线里生了霉。日历和24小时被囚禁在四壁之内,我忘了每天的日期,时间也混乱,其实都已不必知道。我踩着自己的影子行走,跟我住的小楼一起在寂静中陷落,纸页、铅笔、键盘和书仿佛全都进入了梦境。


  长久地不遇一个人。仿佛这城是我自己的,整个中西部大平原都是我自己的,连那些一望无际的玉米田和豆田也是我自己的了。夜里我听着蛐蛐的叫声,这叫声加大了墙角的凹陷,我想分辨出跟我故乡的蛐蛐叫声有何不同,每当凌晨三点左右,总有一辆火车侧身经过小城,把长鸣留在半空中,还有,窗外划过闪电,雨滴落在大平原上,黎明的密苏里河河口弥漫着雾气,野苹果树把苹果掉在地上,无人管无人问,入秋以后,树叶渐渐变成了彩色……这一切就在我的周围,我孤单,但不比它们更孤单。


  这是一种形而上的寂静,它为身体镶上一道银边,为心上足发条,寂静得仿佛不在地球上,仿佛人类尚未诞生,仿佛还不曾有过时间。我听到血在脉管里流淌,几乎感到了我和宇宙相互凝视着的眼神。有一刹那我相信,神就住在我的屋顶上,穿着迷雾的衣裳,他最终会开口说话,用英汉两种语言对我说话。


  这寂静正好适合我的孤单,而从这孤单里将生长出我想要的东西。工作室是清冷的,它的北窗对着浩瀚的长空和教堂的尖顶。如果一辈子都这样住下去,在这窗前发呆,那将是何等幸福之事。里尔克说:“我在这世上太孤单了,但孤单得还不够。”


  期满离开时,按要求写了一篇“启程评估”,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工作总结吧。我在里面写道:“我是一个没有加入具体宗教的人,但是在这个小城居住期间,我的心变得如此清澈,似乎看见了上帝的脸庞。”


到处都是我的花园

 

    那滴芒果浆液飞进右眼时,我正赶在“莫拉菲”登陆前,爬上院子里的芒果乙(芒果甲今年开花少),用山坡砍来的竹子捆上鱼竿,抢收满树的果实。灼热感让我狼狈地跳下来,用浇花园的水管直接对着眼睛冲洗,快两岁的女儿凑上来看热闹,一脚踩在扔在草地的眼镜上。一夜台风,清晨时分,热带水果落了一地,妈妈从菜地里扯了堆番薯叶,新生的丝瓜挂在葡萄架上。


  每当朋友有添置第二居所的时候,我都会说,植物,一定要有植物的空间,无论是花园或者露台。不管多么漂亮的户型,多么精巧的装修,多么动人的家具,不到一两年就会“习以为常”。但是,植物会不断生长,开花结果,给你悬念和惊喜,这是类似于孩子成长所赋予的乐趣。


  奚恺元在《别做正常的傻瓜》里解释,我们常常高估事物对心情的影响,这就是“适应性偏见”。“正常的傻瓜”装修时花钱费力,想象入住后的幸福。可这快乐在搬家时达至巅峰,其后便要依靠客人来访时的客套,实现“乞讨式的炫耀”。人对物质性的东西适应性特别强,多好的房子和多好的香水一样,经不起被熟悉。


  这对地产商是个悲剧吗?恰恰相反,人们会将“适应性偏见”后的失落转化为购买更好更大房子的动力,所以买房子会上瘾,开发商则不断生产新鲜的幻想空间,更大的面积,更多的功能,更好的装修,更炫的大堂,更美的园林,以及更不知所云的概念,满足“换”而非“买”的“瘾性”需求。


  《现代家庭的空间生产》一文中,汪民安写道:对于目前的家庭来说,未来的居住空间总会演变成一个想象中的乌托邦,住所的乌托邦色彩无一例外地促发了对现时的批评力,它无情地警示了人们对眼前的不满,鞭策人们眼下的劳作和生活。


  对房子欲望的不断升级,还将得到“物业升值”式的激励。于是人们不惜压榨今天的生活空间,而当开启明日乌托邦的房子到手时,我们强大的神经,和鼻子一样迅速地不分香臭了。


  植物会是拯救者吗?当年安藤忠雄设计六甲山集合住宅时,希望每一户都有自己的大阳台,体会到外部空间生活的乐趣。可事实上,人们早上6、7点出门,晚上10点后回来,根本无暇享受种植物和开party。我开篇叙述的田园情调,是基于自己每一两周去一次的频率,以及有园丁打理而无需经蚊虫叮咬,这只算是某种家庭旅游吧。


  我们有机会运用俄国形式主义大师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来化解“适应性”对我们的乌托邦的化解吗?“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


  这理论论证了:1、每次到郊外的房子,我们总是奔向因为植物的生长而“陌生化”的花园;2、我们邀请朋友到新居,要的不仅是恭维,更是他们陌生的双眼。


  我有时会怀念计划经济年代的居所。那些房子虽然简陋,但大多一致,不会有产生万恶之源的比较。更重要的是,即使是不得已而在一套局促的房子里住上很久,那因此而沉淀的岁月陈列却异常安详。


  地产商摧毁了我们的旧坛子,也切断了时光的延续。


  因为,住宅不单是“将人的身体放进去,在里面过日常生活的容器”,更是个“能够让人的心,安稳地、丰富地、融洽地持续住下去的地方”。


  下面是我看过的一段对作为家的房子最精彩的叙述,源自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的诗学》:


  “我们的目标现在很清楚:我们应该注明家宅是一种强大的融合力量,把人的思想、回忆和梦融合在一起。在这一融合中,联系的原则是梦想。过去、现在和未来给家宅不同的活力,这些活力常常相互干涉,有时相互对抗,有时相互刺激。在人的一生中,家宅总是排除偶然性,增加连续性。”我们不断膨胀的欲望,我们频繁的搬家,恰恰中断了这最宝贵的“连续”。


  你有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公司现在给你一个二选一的奖励:换成一套150平方米的大房子,或者今后10年每年出国旅游一次(价值相当),你会选择什么?奚恺元的标准答案是:后者。大房子给你的快乐很快淡去,而今后每年你都有一个陌生化的期盼与体验。


  我想起去年在温哥华看房子时的情形。有好几户都是因为孩子长大成人而“down size”。主人们会腾出钱来去云游世界吗?我看着他们精心打理的花园,禁不住羡慕一下。同行的H说了句:我不喜欢大花园。公寓挺好的。


  需要交代一下H,他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能举重若轻地生活的人,用我的话说:人走狗屎运不难,难的是一辈子走狗屎运。


  我鄙视地看H一眼,竖起的耳朵里传入他的哲学解释:到处都是我的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