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没有海明威

 　　中学毕业的海明威不愿意上大学，而是渴望赴欧参战，但因视力不济未被批准。于是他离家来到堪萨斯城，在《堪萨斯明星报》做见习记者。明星报对于文字有１１０条严格规定——如“要用短句”，“用活的语言”，“用动词，删去形容词”，“能用一个字表达的不用两个字”等等——海明威几乎是被这张报纸训练成为后来的作家的。

　　仅仅有文字上的磨砺显然不够。１９１８年，青年海明威加入美国红十字战地服务队，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大利战场。但在一次战斗中，他的一个膝盖被打碎，２３０余块炮弹碎片和机枪弹头嵌入他的身体。许多弹片到死都留在他的体内——当他在６２岁自杀时，那杆１２毫米的双管英式猎枪只是在他的体内增加了一些弹片而已。

    他在医院里躺了３个多月，接受了意大利政府颁发的十字军功勋章和勇敢勋章，这时他刚满１９岁。我上学时的教科书上说，战争除了给他的精神和身体带来痛苦外，没有带来任何值得高兴的事。他回到美国，“旧的希望破灭了，新的理想又没有建立，前途渺茫，思想空虚”，于是，“厌恶帝国主义战争”的海明威四海飘零，来到巴黎，依靠勤奋写作拯救自己——似乎从此成为“迷惘的一代”。

　　巴黎岁月对海明威成为伟大作家具有加速作用，但似乎也让很多人忘记了作为记者的海明威。我们从小就被告知，海明威一直在抨击战后西方社会的道德沦丧和精神崩溃，“是人性的理想代表，是正义的化身，反对战争的斗士”。其实，海明威更是一个正义战士——他也许厌战，但他决不反对正义的战争。在对大是大非问题的判断能力上，他至今让我们中的许多人汗颜。在１９２０年代，他作为专业记者曾经几度重访意大利。我们如果不那么健忘，应该想起他的那篇《祖国对你说什么？》，在那里面，他跟一个朋友开车跑遍意大利，向我们真实地传达了极权主义统治的酷劣气氛。

　　进入１９３０年代，“忽然中产”的海明威背对经济飘萧的美国，捕鱼打猎观赏斗牛，按说他应该做一个纯粹的小说家和旅行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悲天悯人，大彻大悟。那时候他还不能像当今某些人那样一边喝着啤酒一边欣赏电视上的战争直播一边大放厥词，但是，他完全可以把有关战争的报道当作饭后的甜点。然而，当１９３６年７月西班牙内战爆发——佛朗哥发动武装叛乱，企图推翻共和国——海明威毫不犹豫地筹款４万美元为忠于共和国的部队买救护车。为了还清债务，他作为北美报业联盟的记者到西班牙采访，并重新拿起武器参加了战斗。最终，内战以共和军失败而告结束，海明威悲怆不已，并写出了他一生中惟一的剧本《第五纵队》，歌颂献身于正义事业的人们。　

　　作为战地记者，海明威始终态度鲜明地反对极权统治，反对法西斯分子。我们记得他报道了诺曼底登陆、中国抗战、巴黎解放的消息，但我们许多人并不知道，在美国对日宣战的当天，海明威就参加了海军。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战——改装了自己的游艇，配备了电台、机枪和几百磅炸药，在古巴北部海面搜索德国潜艇。他的想法是，如果发现潜艇，就与之同归于尽，但追踪近两年，始终没有找到相撞的机会。

　　他没有死于战争，却死在自己的枪下。但他的自杀不同于从集中营里出来的保罗·策兰自沉塞纳河，也不同于没有死于纳粹毒气的布罗夫斯基在１９５１年开煤气自杀。他是在杀死一个正在杀害自己的对手。

　　现在，身穿戎装甚至冲锋陷阵的海明威式的战地记者时代结束了。传播手段日益快捷高效，而真正的战地记者和战地报道数量却在逐步减少——由公共关系军官陪同经过挑选的记者，前往经过挑选的战区采访，已经成为普遍模式，因此，能够亲眼目睹真相的记者寥若晨星。即便出现凤毛麟角的战地记者，也不过是一些“酒店勇士”——他们往往并不随军行动，而是呆在诸如拉希德酒店一样的地方中，等待防空警报拉响，然后观察并断断续续地说，那些冲天而起的火光肯定是因为新一轮的轰炸，而且，报道的重点往往集中在战争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上。

　　不会再出现海明威了，甚至不会有第二个法拉奇——她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亲手俘虏了４个伊拉克军人；她在欢呼对伊动武的同时还在批评布什动手太晚——海明威与法拉奇的行为，已被今天的“国际社会”视为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甚至被我们许多所谓坚持新闻中立原则的同行所鄙弃。然而，在技术进步和专业细分的现代社会，我们的记者是不是也正在丧失人性中许多重要的东西呢？

仲伟志 原《经济观察报》执行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