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转基因：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

　　新生事物的诞生和发展总是要经过反复的质疑，转基因也不例外。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谈到转基因，必然会分成截然相反的两派，赞成派和反对派，而且双方都会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争得面红耳赤。

　　不可否认，自从首例转基因农作物在1996年诞生后，在短短17年中确实极大地改变了农业生产。但与之相伴的是，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也是一波高过一波。

　　6月14日，随着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评审通过三个可进口用作加工原料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对转基因的争议又掀起了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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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增长的种植面积

　　自转基因开始种植起，虽然饱受争议，但种植面积和种植作物的种类却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的态势。

　　数据显示，2011年全球29个国家种植转基因作物 1.6亿公顷，比1996年增长94倍，占全球作物种植总面积(15亿公顷)的10.7%。美国仍保持领先地位，占全球种植面积的43%，但发展中国家势头强劲，种植面积以相当于发达国家2倍的速度迅速增长。从1996年至2011年的16年期间，来自全球29个国家的农民中约有1亿人次种植了转基因作物，且累积种植面积超过12.5亿公顷。

　　据统计，全球2006-2011年种子市场呈不断扩大之势，其中非转基因种子年均增长率为5.4%，而转基因种子市场年均增长率高达21.8%。大面积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有美国、巴西、阿根廷、印度、加拿大、中国等29个(其中也包括8个欧盟成员国);另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虽未正式批准商业化种植，但允许转基因产品进口用作饲料和食品加工。

　　不仅仅是种植面积，种植作物的种类也是逐渐扩大。从1996 年起至今(除29个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外，另外还有31个国家) 共计60个国家和地区得到监管机构批准进口转基因作物用于加工食物和饲料，涉及玉米、棉花、油菜、马铃薯和大豆等25种作物、196个事件，共计1045项审批。目前已有涉及抗病虫、抗除草剂、品质改良等13类目标性状、24种转基因作物在世界各地田间种植或投放市场销售。全世界82%的大豆、75%的棉花、32%的玉米、26%的油菜都是转基因品种。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欧盟，这个被认为在转基因方面一直比较保守的地区，也对转基因敞开了大门。6个欧盟国家(西班牙、葡萄牙、捷克、波兰、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种植了11.45万公顷的转基因Bt玉米，比2010 年大幅增长了26%达2.33万公顷，另有20多个转基因玉米品种获准进口用于加工食品和饲料，其中西班牙种植的转基因Bt玉米面积占欧盟总种植面积的85%，以28%的种植率创下纪录。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转基因发展都是战略性的。”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中国在IT、家电等行业中错过了发展黄金期的教训，中国转基因发展不能再次重复这些老路了。”

　　其实，经过20多年的转基因方面的研究，中国已经初步建成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包括功能基因克隆、遗传转化、品种选育、安全评价、产品开发、应用推广等各环节在内的转基因育种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体系，已拥有一批抗病虫、抗除草剂、抗旱、营养改良等重要基因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水稻、棉花、玉米等转基因作物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已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技成果。尤其是2008年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作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之一，未来15年将投入资金总计约200亿元，这也是建国以来农业科技领域投入最大的高科技项目，一大批科技项目脱颖而出，2009年通过安全审批的转基因植酸酶玉米和Bt水稻正在进行品种审定即是证明。

　　争议中前行：转基因的商业价值

　　虽然转基因面临很大的争议，但转基因作物的产生对商业改变理直气壮值得去面对。归纳起来，对商业的改变大概有这么3个方面：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育种业。2011年转基因作物的全球市场价值为132亿美元(高于2010年的117亿美元)，这相当于2011年全球作物保护市场596亿美元的22%，商业种子市场370亿美元的36%。预计全球农场收获的 “终端产品”(利用转基因技术获得的粮食及其他产品)价值远远大于132亿美元的转基因种子价值——从2008年推断出来的数据，2010年全球转基因作物收获产品价值大约为1600亿美元，年增长率高达10%～15%。这必将对传统育种企业带来巨大的挑战，也为很多新生企业带来了弯道超车的机遇。

　　种子的改变势必将会导致整个种植产业链的变化，自然农资行业将会受到巨大的影响。英国著名咨询公司PG Economic2012年数据显示，1996-2010年全球因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减少了化学农药的使用4.38亿公斤(减少8.6%)，该减少量等同于欧盟27个国家一年半所使用的有效杀虫剂，使农田污染指数下降了17.9%，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此外，种植转基因作物还加快了少耕、免耕栽培技术的推广，因而增加了土壤中碳的储量、节约了农机燃料消耗、显著降低了温室气体的排放，仅2010年碳排放就减少194亿千克(相当于860万辆小汽车的排放量)。长期来看，影响农资产品不仅仅限于农药，整个农资行业也会引起巨大的变革，商业机会层出不穷。

　　最后则是种植转基因作物带来的机会。以转基因玉米为例，全球年种植面积已达到5100万公顷(折合7.65亿亩)，占玉米总面积的32%。美国转基因玉米已接近玉米总面积的90%，2010/2011年度美国国内玉米用量为2.85亿吨，其中3514万吨(12.3%)用作食品加工原料(食用淀粉、糖浆、快餐、软饮料、玉米油等)，除大量出口以争夺国际市场外，美国国内也广泛用于能源、医药、饲料和食品加工。再比如众所周知的大豆，美国业已建立起完整的大豆产业链。反观中国，在美国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的冲击下，产业链受到了严重的摧毁。

　　当然，转基因除了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以外，对生态环境等各方面也有着巨大的贡献。由于转基因技术是一种节约耕地的技术，可在目前15亿公顷耕地上获得更高的生产率，因此有助于防止砍伐森林和保护生物多样性。

　　目前，转基因的发展已经处于关键期，而现实是与中国同属新兴经济发展国家的巴西2005年才开始推动转基因作物发展，仅用短短6年种植面积已跃居全球第二，增长速度更居国际之首，中国的步伐明显慢了!“只有加快转基因的产业化，才能切实的推动转基因快速发展。”黄大昉表示。

　　“亡国灭种”的“阴谋”：

　　转基因意识形态化

　　反对转基因的观点一直没有消声，最突出的特点是“反转”者们对转基因的态度逐渐意识形态化。

　　“反转”与“爱国”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打开网络，“反转”者所持的“美国试图通过转基因让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论断，则为这两者建立了联系。

　　“孟山都试图用转基因技术打垮中国农业，最后通过垄断种子资源控制中国，转基因大豆打垮本土大豆就是一次成功的预演”， 农业与农村专家顾秀林向记者表示，孟山都等故意诱使中国接受转基因作物，若中国入套，甚至会面临农业崩溃、亡国灭种的危险。

　　2008年，顾秀林应邀为威廉·恩道尔的《粮食危机》写书评，开始关注转基因。此后几年，她坚持在博客上发表原创文章，成为知名的“反转”人士。她的博文被乌有之乡网站转载，跟帖者中支持者甚众。

　　但这些“反转”人士要论证这一点，还必须进一步说明，他们所持的美国人虽竭力给中国推销转基因食品，但并不允许本国人随便吃转基因食品的观点是否如实呢?

　　在美国，食品安全主要由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农业部(USDA)和环保署(EPA)监管。1999年，FDA的官员马力昂斯基(James H. Maryanski)博士向众议院科学委员会作证时表示，在FDA的严格监管下，足以保证转基因食品和传统食品一样安全。而USDA也宣称，自从1987年第一个转基因品种的田间试验获批以后，已有27000个田间试验和活动获得批准，在获得充分证据佐证其安全性的前提下，已有75个转基因品种被解除监管。

　　但转基因的反对者大多对这种官方意见表示质疑，顾秀林即其中之一。

　　“科学家对转基因技术有许多质疑，但遭到FDA的遏制，他们的声音在专业刊物和主流媒体上被封杀。”顾秀林表示，相关证据一直为孟山都等开发转基因种子的公司刻意掩盖，而FDA和USDA被迫为此背书。

　　这种说法并非毫无根据，跨国巨头孟山都掌握着全世界90%的转基因专利，一直在积极影响美国的相关政策，其方法包括资金支持和政治游说。

　　但学术界很多领域内的专家，并不承认顾秀林们的前提——转基因食品有巨大安全风险。

　　在2010年的中国科学院大会上，植物生理学家陈晓亚院士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实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危害人类和动物的安全。这位院士主张在中国发展转基因技术，以应对人口、环境和资源的巨大压力——这是支持转基因者的惯常理由。

　　“转基因食品不会引起急性中毒，不过长期食用的风险难以估计”，顾秀林提示说，“现在已有许多佐证”。

　　“转基因问题原本可讨论”，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但空间被封杀后，这一问题就政治化了”。

　　“我们的声音很小，在平面媒体上没有声音”，顾秀林向记者坦诚，“转基因的支持者拒绝回应，他们获得的利益越多，决心就越大”。

　　一位媒体人士向记者表示，的确有过对转基因问题的宣传指示，不过并不针对任何一方。在不开放的空间中，转基因的论战就被逼上了网络，并且激烈的反对意见占绝大多数。

　　聚焦转基因论战的有现已关闭的乌有之乡网站，本以浓厚的左翼色彩著称，与主流舆论较少交集。乌有之乡不仅发动网络宣传，还在各地推广、销售非转基因“豆油”，还组织网友多次走上街头，宣传和声援“反转”，并强烈要求高层惩治那些政府内部的“卖国者”、“汉奸”。

　　于是，转基因的支持者，包括一些学者和政府机构，在论战中渐落下风。在记者请求采访时，许多业内人士已经不愿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