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怎样的语文课？

　　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当下的语文教育都面临一种尴尬的境地，但两种尴尬各有不同。观照台湾国文教育的历史和现状，便可发现其长处有之，短处亦有之。然而不得不说，在对传统的继承上，台湾的国文教育有着独特的一面。

百年延续的“四书五经”

　　台湾的高中国文教科书包含三种：《高中国文》、《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和《国学概要》。前两种是要求所有的高中学生在高中三年中必修的，《国学概要》则是供高二文科选修之用，每周两节，内容是关于国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如文字学、经学、史学、子学、文学的概要性介绍，分上下两册。

　　《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这套教科书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选读，与《高中国文》一样，三个学年共六册。也许有人担心，要求现在这些伴随着网络世界和《哈里·波特》成长起来的新新一代，摇头晃脑地去诵几千年前的子曰诗云，会不会觉得枯燥乏味？对他们的人格和文化素养的养成究竟有什么好处？

　　为了便于学生接受起见，这套教材的编者将“四书”的内容重新进行编排分类。如《论语》一书分为“德行类”、“言语类”、“政事类”、“文学类”四大类。而在每一大类下面，编者又分出若干小标题。如“德行类”下面分“论道德”、“论仁爱”、“论修养”等。“论修养”下面又分出“论好恶”、“论刚毅”等。

　　这里举“论刚毅”为例。编者选了《论语》中的三句话，如“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等。每句话后面都有“章旨”、“注释”、“析论”三个栏目，分别对原文加以说明、解释和阐发。

　　而最别出心裁、也最令笔者感兴趣的是每“论”结束之后的“问题与讨论”栏目。如“论刚毅”的“问题与讨论”是这样拟的：

　　１．既然说“匹夫不可夺志”，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志向执行上有困难，是否仍然要不顾一切地坚持下去呢？

　　２．试举出历史上三位够当得起“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人物。 

    显然，编者在启发学生汲取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和精神营养的同时，又因势利导地将它与现代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去进一步思索社会人生所可能面对的各种复杂的境遇，懂得如何去看待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把握坚持与变通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味地生吞活剥。

　　这样的问题，在引导学生思考如何立身处世、提高自我修养方面很有价值。最可贵的是，编者启发学生如何以现代的眼光去汲取古典中的精髓，重新审视和理解其价值，而不是将它看成一个僵死的、一成不变的东西。

　　
从“国文”到“语文”的文化差异

　　虽然历史造成了两岸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长达半个世纪的阻隔，但台湾一直沿袭了“国文”的称谓。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台湾地区的中学国文教材不收外国翻译作品。而大陆的语文教材，以目前使用量最大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学语文教材为例，平均每册约有３－４篇。

　　那么，从“国文”到“语文”，一字之差意味着什么？

　　“国文”本身暗含着对自己母语的一种自觉的体认。“国文”，堂堂一国之文，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之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之根，文化之根。它唤起的是我们潜意识深处对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使我们从拿起母语课本的第一堂课——即开启童蒙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我”是中国人。它给我们一个文化上的身份证。这个身份证烙在我们情感和意识的深处，无论走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不会丢失。

　　但“语文”好像只是一个模糊的所指。它可以指原生态的母语作品，也可以指用母语翻译过来的任何一种语言的作品。总之，与“国文”相比，它缺乏对母语的一种自觉体认，无法诉诸于我们的情感和心灵。因此，两者无论是在符号学，还是语义学上的内涵都不一样。

　　《我们台湾这些年》作者廖信忠回忆起自己的国文课：“１９８９年的上半年，是我小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小学国语课本里，除了课文外，下面还有每课生字，课文旁边会有注音符号。注音符号是台湾使用的一种拼音符号，其实就跟汉语拼音的规则一样，只不过是一个用符号，并在旁边标注几声，另一个是用拉丁字母代表。我还记得，小学一年级第一课的内容是，‘爸爸早起看书报，妈妈早起勤打扫’。后来这篇课文还被妇女团体痛批：凭什么男人就可以舒舒服服地看报纸，女人却只能劳动？”

　　国语课本里的插图，爸爸妈妈穿的永远都是西装旗袍。除了国语课本外，还有另一本国语习作的簿子，就是回家作业了，里面有各种生字的练习，还有“造句”、“文字替换”等练习。“不过像国语这种图片多的课本，里面一定都充满了涂鸦。男生的课本里，永远都画满了大胡子，要不就是独眼龙，背上被插了好几把刀。女生的课本里，人物一定都是充满了星星般的水汪汪大眼睛。”廖信忠说。

意识形态纷争之下，如何抢救国文教育？

　　“解严”之后，台湾社会进入了民主化的阶段，社会的转型催生了各种文化思潮，在社会上形成了多元的价值观。但是，政治上的意识形态纷争却使国文教育陷入漩涡中，引起了各方社会力量的争论。

　　民进党当局于２００４年所提出的“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暂行纲要”，一经推出，立即引起了社会的激烈争论。

　　由著名作家余光中担任总发起人，包括戴琏璋、张晓风、李家同、龚鹏程、曾昭旭等数十名台湾著名学者创立了“抢救国文教育联盟”，并发表了《抢救国文教育联盟行动宣言》，发起联署行动，要求暂停实施“暂行纲要”，增加课时，维持较高的文言选文比例，保留“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等。但由于台湾社会的支持与反对声音皆有之，国文教育陷入意识形态的纷争，在政治纠葛的漩涡中跌宕。

　　有观点认为，在书写体基本用简体，而印刷体用繁体的台湾，连党主席都常常写错字。因为他们在生活中看不到复杂汉字的书写体，而书写体和印刷体都用简体的大陆，小学生都不容易写错字，因为他们在看图书或广告的汉字就是书写体。

　　国民党重新执政以及国文新课纲的公布使这一纷争暂时告一段落。但是，文化教育中的多元价值本身却成为社会认同的主流。该《纲要》表示，高中国文课程的目标就包括“理解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经由文化经典与当代生存环境的对话，开发文化反思的能力与尊重多元的精神”。文化教育领域的多元价值将长存于台湾社会中。
 

■延伸阅读

　　
各国语文教育面面观

日本：侧重生活教育
　　早在明治时期日本学校教育确立的初期便产生、发展，并在战后再次复兴的“生活作文”的思想和方法是扎根于日本教育的土壤中的、“原产”的教育理论。这一教育理论和方法超越了教育理论中对“舶来品”的全盘接受和模仿的肤浅，以大量教师的教学实践为基础，形成了既是现实的，又是具有教育思想深度的作文教学法。
　　所谓“生活作文”就是“通过以生活世界为对象的写作，在培养语言能力的同时，通过以作品的内容为中心的讨论，使学生形成主体性的人格。”

美国：把语文课上成阅读课
　　美国中学实行宽松的选课制，语文课也更像是“阅读分享课”。虽然美国大学入学对写作要求非常高，但很多中学都不设有专门的写作课程，而是通过阅读各种体例的作品、写书评等锻炼出来。无论教育部还是学校，都不会印发统一教材。尽管中学语文课深浅是可选的，但无论哪种课程，大量的阅读都逃不掉。

法国：
“通识教育式”的语文课
　　法国中学的文学课程没有统一的国家教材，学校根据教育部定立的大纲自主选择课本。受多年的精英主义教育观念影响，法国的语文教育曾长期被等同于文学教育，１６至２０世纪的经典纯文学作品，尤其是法国和法语区的经典小说、诗歌和戏剧，都是法国中学教师热衷选择的教材。

　　
德国：
将语文课上成公民教育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德国曾对基础教育课程进行改革，目的是为了让教育“更适应社会发展”。在包括语文在内的科目，教材选取还专门加入了更多展现社会“阴暗面”（如种族歧视、违法犯法）的内容，以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和解释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