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课本里的民国范儿
去年秋冬以来，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１９３２年版《开明国语课本》重印本，以及同期重印的老课本系列收获好评一片。民国时期的语文教育，既重视传统，又关注现实，教材生动有趣，可为后世借鉴。
叶圣陶编课本：“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外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抄来的。”
１９３２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一部初等小学用的国语课本，共８册。叶圣陶主文，著名漫画家丰子恺先生绘插图。课本一上市，引起轰动，受到教育界的普遍赞誉。尤其当时的小学教员，他们说有的教材内容陈腐，语言枯燥，插图呆板，孩子们见了就厌烦，哪儿来的学习兴趣。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教科书本该编成这个样子。
１９３４年，叶圣陶和丰子恺又完成了高等小学用的４册国语课本。
据叶圣陶之子叶至善回忆，“父亲写的课本，尤其是歌谣，有些我还能背诵；丰先生绘的插图，我还记得一些轮廓。初小第一册第一课只两行；一行是“先生早！”孩子们的口吻；一行是“小朋友早！”老师的口吻。两句话都很短，初学的听一遍就会；７个字中有一个是重复的，论生字只有６个，笔画都不多，间架又清楚，容易认，比着写也方便。”
把这两句话放在第一册开头，似乎还有些讲究。开学的那天，初小一年级是头一回跨进学校，觉得什么都既新鲜又陌生。见着老师，他们上前去鞠了躬，问了好；老师微笑着欢迎他们。等到上国语，老师发下课本，他们翻开一看，方才那温馨的一刹那原来已经写上课本了，插图上画着校园一角，叶绿花红的美人蕉开得正盛，正是初秋时节。教课的老师如果善于启发，定能使孩子们感到学习的快活，逐渐养成观察和思考的好习惯。
１９８０年，有人约叶圣陶写一篇《我和儿童文学》，他才回想起半个世纪前，曾编过这样一部小学语文课本。叶圣陶回忆说这部课本初小８册，高小４册，共４００来篇课文。４００来篇，“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外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抄来的。”他又说，“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得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当时我编这一部国语课本，就是这样想的。”
一流人做一流事：民国时代编纂教材的，都是当时的一流人物
１９１２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教育部，即公布了新的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新式的国文课本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在此后的五年里，仅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就出版了整整１２套。
而如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吕叔湘、夏尊等文人名士，更是热心于小学课本的编撰，负起“这担责任的事”。
民国时代编纂教材的，都是当时的一流人物。张元济、叶圣陶、丰子恺都是一代大家，我们难以想象现在的大作家、大画家来屈身编写“先生，早。”“小朋友，早。”但当时的他们大概不觉得大才小用，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看来最浅近最简单的文字，是最重要的文章。
不能忽视的是，民国时期政府对教育的干涉是很少的。教育部只管教育行政这一部分，仅限于制定大的方略。而教科书的编纂，课程的具体设置，各地各校，均有足够的自由度。教材由民间出版社自发组织人马进行编定，唯一的指导便是自己的教育理念，加之民营出版的竞争本身，又促使教科书的编纂不断向良性发展。
同时，由于学术环境的自由，各种教育理念也得以尽情表达，并得到充分实验。整个民国时代，各种教育实验遍于国中，呈现丰富多彩之面貌。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晏阳初的平民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如风起云涌，如春花烂漫。
随着白话文学的成熟，文体的进步也体现在教材的编纂上。比如民国初年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内容诚然十分丰富，而语言仍有半文言的残留。到开明版的教材１９３２年出版时，就已经是叶圣陶明白晓畅的现代白话文了。这是白话文学的成就在教育上的反映。
怎样培养独立思想的小国民
“人生忧患识字始”，识字是从语文课开始的，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我们从语文课开始认识世界，我们看百年前商务印书馆的老课本，就会发现编者的用心，即是要让孩子在识字的同时，由浅入深，一步步认识眼前这个世界、认识社会人生。
后来成了作家的冰心一辈子都忘不了小时候读过的商务教科书，她曾如此深情地回忆：“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我从《国文教科书》的第一册，一直读了下来，每一册每一课，都有中外历史人物故事，还有与国事、家事、天下事有关的课文，我觉得每天读着，都在增长学问与知识。”
《绿衣邮差上门来》，“薄薄几张纸，纸上许多黑蚂蚁。蚂蚁不做声，事事说得清。”
——贴近小孩子的心理，似乎是那个年代小学课本编写的一个共识。“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但是这还不够。”叶圣陶在《开明课本》的“编辑要旨”里写到。
最能够体现当时孩子的神采的，是这样一篇应用文，出现在１９２２年《新教育教科书国文读本》第一册：
《致某校足球会书》：“某校足球会诸君公鉴：经启者，会自组织以来，只有两月，素乏练习，无从观感。久仰贵会热心体育，成绩卓著，原定于本星期六午后三时，拟约贵会诸君，在公共体育场比赛足球，俾得取法大雅，并以联络感情；想诸君亦必乐于赞同也。如荷俯允，请先示复为盼。此上，即颂健安。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足球会谨启。”
“这就是当时孩子们的日常应用文，这样的温文而又自信，健康又有气度，让你情不自禁地赞叹。”媒体人潘采夫感慨，读者都是明白人，这样的课文，对于大国之中的寡民，是多么稀缺的珍品，对培养我们的独立思想的小国民，又有着多么巨大的价值。
■链接
民国名师传奇
□齐邦媛 南开教育最令我感谢的当然是学业，那六年奠定我一生进修的基础。除了原有的学业水平，南开中学吸引了许多由平津来到重庆的优秀师资，他们受张校长号召，住进沙坪坝校园的津南村，直到抗战胜利，八年间很少有人离开。
影响我最深的是国文老师孟志荪先生。南开中学的国文教科书，初一到高三，六年十二册是著名的，主编者就是孟老师。初中时选文由浅入深，白话文言并重，“五四”以来的作家佳作启发了我们的新文学创作。高中课本简直就是中国文学史的选文读本，从《诗经》到民国，讲述各时期文学发展，选文都是文学精华。
孟老师教我高二国文那一年，更开创了中学课程少见的选修课，有高二全校的诗选（男女合班）、高三的词选。那两年我已长大成人，除了必须应付别的课程，准备全国大专联合考试之外，日日夜夜背诵诗词。今日静静回首，中国文学史中重要佳作我多已在那两年背了下来。
除了课堂讲授，孟老师对我也像个父亲一样，把认为我能看的书都借给我看，有时候他还会说“今天我们家做炸酱面，你来吃吧。”那也是我记忆中好吃的东西。
南开的老师，以任何时代标准来看，都是注重性灵启发的有识之士：和中山中学许多被学生终身怀念的老师一样，他们都是在战火中由北方逃到四川，追随张校长的办学号召，同甘共苦的。
有一篇传国涌同学《呼唤人的教育》，写物理名师魏荣爵的故事有一位孟老师国文课的得意弟子——四十一班的学长谢邦敏，毕业考物理科交了白卷，但在上面写了一首词述志，自思是毕不了业啦。魏老师评阅考卷也写了四句“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谢学长考上西南联大法律系，后来在北京大学教书。校园里流传着不少这样的故事，不难理解为何南开的老师们这么令人怀念了。
（本文选自齐邦媛著《巨流河》。齐邦媛，台湾学者、翻译家，１９３８－１９４３年就读于设在陪读重庆的南开中学。）
相关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