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2013

 

　　2013年终于过去了。这一年，我们依旧在现实和梦想之间挣扎，以文字的名义，向一切世俗“开战”。我们的脚步依旧向外延伸，思考自由与价值的命运。我们依旧在苦苦寻找属于周刊的独特话语权，并自得其乐，自我陶醉。我们写下这些文字，是对2013的深切回望，也是对未来的美好期许。

　　为了“报仇”去写字

　　□本刊记者　张霞

　　曾经我为这份工作苦恼、焦虑，因为我们总编辑的“永远不够好”挫败、不解。

　　2013年，我联系采访了几乎所有年度最热的话题人物：金星、《舞林争霸》栏目组、孟京辉、黄渤、吴秀波、薛晓璐、张继科、李晓霞、洪晃设计团队……一遍遍被“大佬们”的助手拒绝、闯进会场和保安争执、为争抢到提问的机会和同行推搡……其实我是难为情的：真丢脸!值得吗?

　　更大的迷惑来源于我们一遍遍强调的话语。从《金星现象》到《济南人为什么爱鼓掌》，所有的选题讨论中，我都能明白感受到我们所坚持、强调的话题：文化的创意、文明的负担、人文的意义、人类的终极选择。可一遍遍的书写之后时常会怀疑：这种唐吉诃德式的重复，意义何在?文化的倡导和文字的教化真能抵挡得住这个臂力刚执、规则明确的世界吗?

　　很多时候，我也会拼凑，用娴熟的文字技巧做出一些看似完整实则空洞，好似过关又总有漏洞的选题。更多时候，我有着心虚，年少时对文字的理想和敬畏变成谋生的稿费，最难堪的还是自己。

　　内心的确定产生在最近。因曼德拉的去世，我们决定做一期《黑人叙事》的封面。黑人背后有诸多的标签，暴力、犯罪、歧视、自由、权利。一遍遍讨论后，我们截取了黑人的独特语境、黑人的自由梦想、黑人的文化创造。压底的稿件总编辑亲自动手，一篇两千字的稿件改动不下三次，晚上10点半电话里争议题目，一次次找来所有主创集体讨论……

　　这篇名为《自由在上，黑人在这》的稿子结尾她这么叙述：“黑人的概念不只是一个国家，一个种族，而是一个梦想。美国的样本是把这些梦变成了真的。”一刹那泪水盈眶，总编辑其人以批判性著称，“没有梦的时代”是她时常提及的话语。在她这篇稿件，在她写作的过程中，在一次次看着她为了选题亢奋的侃侃而谈的过程中，我渐渐明晰：这是个追梦人。

　　总编有她的浪漫，文化创意、激情梦想总是能打动她的心灵。四年同事，慢慢发现这个外表“愤世嫉俗”的总编内心守护着一个天真的梦想：文化梦、大同梦、平等梦、自由梦。她的批判、不满之下始终掩盖着对美好自由的倡导，传播一个梦想其实就是她一直亲力亲为的梦想，她在写作和讨论中得到释放，她随时会为梦想动容。

　　2012年曾在省博采访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面对我“去行政化之路是否开始妥协”、“自主招生怎么解决舞弊的可能?”等诘问，这位年过六十的书生常常讷讷难言，一遍遍强调“我和我的同事都是有梦想的人。”作为一个坚持学术理想的“鸡蛋”，朱清时以一人之力描绘出一个乌托邦，却太多无力：后继者难寻，招生前独自上场跑遍七座城市，不断向教育部门妥协，甚至对付不了记者……有一瞬间，我为羸弱的他掉泪。又有过许多瞬间，我将总编辑的苛刻和招生会上的朱清时重合。

　　文字究竟能给这个世界贡献多少微薄之力?小时候读略萨《致青年小说家》的一封信，略萨教会我虚构一个美的世界就是对生活最大的反抗。因为美的梦想里即隐含着不满和解构。到周刊工作四年之后，我终于能确定这份工作给我的意义和安全感：我们倡导的话语从来不是无源之水，就算这个世界不可阻挡的面目全非，我们始终倡导传播一种生活需求之外的价值以及梦想的可贵。

　　曾经我不知道被生活肢解后的“理想”是什么?如今我庆幸，所谓的“理想”就是我身上仅存的偏执：用文字向庸常的世界“报仇”，用文字甄别出物质世界之外的追求。去往理想的路上，聪明的先闪了，笨拙的先死了，偏执的继续在彷徨;去往理想的路上，不可避免的会被世界撞的迷惑、彷徨，我的同事之间的最终价值的认同给了我力量，总编辑和我们之间何尝不是靠这种认同互相扶持?

　　我的2013年是“报仇”的一年，希望2014年周刊和同事带我继续“向庸常世界报仇”。

　　23岁在他乡死去

　　□本刊记者　杨百会

　　2013年12月31日晚，为了祭奠一下所谓的“一年又过去了，又长了一岁”，我喝了些酒，微醺，然后查看了一下今年与家里通电话的次数：10次，每次平均时间不超过3分钟，这里面大部分是母亲在说话。

　　回家的次数跟往年一样，还是2次，比弟弟还多一次。

　　以前我一直认为到了这个年龄应该更想家一些的，但事实恰恰相反，现在我连过年都不愿回去了。

　　今年国庆假期，因为发小结婚，于是终于有一个理由回去看看，又正好处于秋收时节，所以父母都在家。

　　回到家，看到满院子的玉米，金灿灿的一大片，父亲在剥玉米，抬头看了我一眼，继续干活。

　　我随后也坐到旁边，象征性的剥了几个。

　　“二海死了。”他说了第一句话。

　　更新红白喜事是回家的必修科目，尤其是白事，这样我可以再重新回忆一下这个人，不过很多都是那个人十年前的样子了。

　　但这个叫做“二海”的人不是，他是我的邻居，按辈分叫我叔叔，上一个春节的时候我们还曾在一起快乐的贴对联，他小我3岁，我是看着他长大的。他还有一个4岁的孩子和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媳妇。

　　然后他就在23岁这年，喝下防锈水，匆匆死在天津的出租屋内，并留下遗书，让父亲帮他还不到两万块钱的赌债。

　　“卖了棒子，我明天就回北京。”父亲又说一句。

　　他今年在北京通州的一个家具厂当木工，去年则在昌平的一个建筑工地盖楼，再往前他还曾在陕西安康修高速公路，在包头铺地面砖……反正这么多年他在家的时间也是寥寥无几。

　　父亲今年整整50岁，他偶尔会对我透露自己在外面忍气吞声，小心做人，但有几次也会因为包工头拖欠工钱而大打出手，有一截手指头就是这么被截去的。

　　即使这样，他还是坚称外面比家里好的多，而现在这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他可以在外面每天都挣很多钱，而人在外面，家里的一切恩怨与他无关，再也不用为农村鸡毛狗尾巴草的事而生气，他甚至准备过几年连地都不种了，虽然现在机械化的使用使得农忙几天就结束了。那样一年就只过年回家一次。

　　晚上我听母亲说她前几天去县医院看过病，腰椎间盘突出，还抱怨了几句，说腰疼的不行，老了，干不动了。但是第二天，处理完卖玉米的事，她还是匆匆走了。

　　当天晚上，在发小的婚礼上，我和其他几个发小大醉一场，我们回忆了一下少年时期打群架的经历，然后又说了一些我们从未说过的客套话，彼此之间也觉得越来越陌生，我只知道过几天他们也要出门远行。

　　第三天早上，我已在回济南的路上，在家里呆的时间已经足够我烦透，晚上我接到母亲从河北清河打来的电话，她正准备启动羊毛的纺织机床，把这几天耽误的工作补上。

　　文字出走与还乡

　　□本刊记者　吴永强

　　2009年，我写道：“2008年12月31日夜里，看着电脑屏幕上的时间，时针指向了12点，我抬头看了看周围一排一排的办公桌和电脑，没有任何变化。外面零星的鞭炮声从窗户缝里挤进来，落在每一张桌子上。几个同事互相说着新年快乐，打印机嗡嗡作响，下一期的报纸还没有搞定。”

　　掏出一支烟，走到卫生间的窗子边点上。对面是正在修建的一座木制阁楼，往北一瞥，大明湖昏昏沉沉，隐约可以看见一些树和水上苍凉的雾气。

　　在手上烟气的弥漫之中，新的一年开始了。

　　五年过去了，2014年1月1日夜里，我做着和五年前同样的事情，在同一家报社的同一间办公室，我试图戒烟，但还是点上一支，发排机依旧嗡嗡作响。那时候我年轻，对未来相当渴望;而今我依旧在徘徊，所谓渴望，不过是一场短暂的游戏。

　　窗外依旧是大明湖。在办公室，写稿累了，站起来，就看到了大明湖。一年又一年，身体已停止突破，只剩下萎缩。我还没有年轻过，就已经老了。

　　然而时有胸中块垒，偶尔抒发一下，可见精神依旧昂扬。

　　出走的冲动，依旧在心中徘徊。这一年，去了一趟重庆，算是旧地重游。去了一趟四川，九寨沟和若尔盖，以及成都。坐在若尔盖草原的黄河边久久凝望，顺着这条水走几千里就是济南，却已是两个世界。去了一趟云南，楚雄双柏，哀牢山深处，天空的明净无法用文字形容，原始的大山与少数民族风情，让人的胸襟瞬间开阔。

　　省内，去了一趟莒县，和一群人一起仰望3500岁的天下第一银杏树;然后是兖州、青州，两大州各不相同，接着在诸城、临沂、齐河等地绕来绕去……这一年没见到海，在内陆，在高楼和土地深处瑟缩着。

　　这一年，由老东门搬出了二环东路。这些年住过的地方，山师宿舍(北院、长清、本部)、胸科医院附近、大明湖畔的平房，以及老东门。老东门被拆除了，带走了很多人的记忆。最怀念的还是大明湖畔，寿佛楼后街，一个人，三张床，写稿到深夜。2014年是来这座城市的第十年，再过十年，在这里度过的时光就超过了故乡。

　　我越来越爱这座城市，越来越憎恶这座城市。

　　回老家的次数，春天一次，夏天几次，秋天一次。那个鲁南山区，塑造了我的前半生，且会深刻影响我的后半生。“故乡”是个陷阱，多数人陷进去，少数人爬出来。要做一个进得去出得来的人，像布考斯基一个小说的名字，“进去，出来，结束”，嘿嘿。

　　为了抵达精神的彼岸，我要经常出走;为了安抚变幻的内心，我要回到故乡。我回到了故乡，但，我的钥匙丢了。

　　2014年，我更加接近30岁了。三十而立，我依旧是一个写字的人。不再愤青了，一些时事，看不懂，也不想看了。一些人，不再交往，也不想交往了。但生活在继续，这一年，我依旧会出走，会还乡，去寻找附着在文字上的田园牧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