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楼拜到鲁迅，沙龙里的文化脊梁

　　阅读和交流从未分家。文艺复兴时期催生的沙龙与中国民国时期的内山书店，成为文艺界的人间烟火。前者深刻影响了欧洲的历史进程，积蓄起欧洲文化的精华，后者则为中国进步力量支起了一片狭窄但高远的天地。

　　福楼拜“约会”徐志摩：

　　沙龙里的艺术公民

　　在19世纪巴黎的诱惑与轻浮中，福楼拜家的小客厅，曾一度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

　　屠格涅夫、都德、左拉与莫泊桑们这些享誉世界的名家们，在每周日的下午，迈着沉重的步伐踏上了这个位于六层楼的单身宿舍，为涌动、飞奔的巴黎进行注释。

　　莫泊桑曾写过一篇《福楼拜家的星期天》的短文，描写这些客人们是如此无聊，以至于不经意间随便划拉一点儿文字，就成为世界级的经典。

　　而在圣彼得堡，无论是在文化沙龙、学者协会甚至酒馆里，到处都能听到讨论哲学或宗教问题的声音，到处都能听到朗诵诗歌的声音。在一个属于20世纪初期的寒冷清晨，我们穿过被果戈里称之为“首都之花”的涅瓦大街，走向名人墓，看到普希金、莱蒙托夫、高尔基，以及白银时代的阿赫玛托娃们，他们寂寞，他们喝酒，他们无聊，他们的眼神如炬……

　　而对于弗吉尼亚·伍尔夫来说，绕不开的是那个“无限的才华，无限的傲慢，无限的激情”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

　　在这个20世纪最自命不凡的文化沙龙里，聚集着一大批大英帝国最难收编的文化贵族：小说家福斯特、美学家罗杰·弗莱、哲学家伯特兰德·罗素、传记作家利顿·斯特雷奇、经济学家凯恩斯、诗人艾略特、画家邓肯·格朗特、小说家狄更斯……伍尔夫和她的姊妹凡奈莎是其中的灵魂人物。

　　文化贵族们众星捧月般地围绕着两姐妹，在她们的客厅里一边谈情说爱，一边引领着当时整个英国的思想与道德流变。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影响，已远远超出英国。20世纪的中国，以徐志摩、陈源、凌叔华等为代表的“新月社”， 就是以它为模板建立：诗人、作家、科学家、政治家等，常以沙龙形式聚会，出杂志，办书店。有意思的是，两个团体，虽远隔重洋，却互相渗透，产生了联系。

　　将“布鲁姆斯伯里理念”带入中国的第一人，是徐志摩。1921年9月，徐志摩到达剑桥后，日日与他敬仰的狄更斯、罗杰·弗莱、罗素等人同窗共读。正是他们，把他带进了“布鲁姆斯伯里”。

　　徐志摩和狄更斯是挚友。徐志摩离开剑桥时，曾送狄更斯一顶黑色丝绸中国帽，狄更斯常在剑桥的庭院里散步，有风时，他会戴上这顶帽子。

　　鲁迅与惠特曼的“一面”：

　　书店里的文化火焰

　　1917年，日本人内山完造，以妻子美喜子的名义，在上海虹口的北四川路余庆坊弄口旁的魏盛里开设了第一家内山书店。

　　这个初生的书店，不但提供长椅和桌子供读者坐立翻阅书籍，还在书店外的人行道上，设有茶水处，免费向过往行人供应茶水。并且不管金额大小，无论国籍，买书者都可以赊账。

　　其所销售的书籍，开始是基督教的福音书，随后加列了一般性的日文书籍，再往后，则扩展经营中文书籍。时至上世纪20年代后期，书店内已经开始销售包括马列著作在内的进步书籍，成为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从1927年10月他首次去内山书店购书到1936年逝世止，鲁迅去内山书店500次以上，购书达千册之多。

　　小说家阿累曾在内山书店见过鲁迅一面，彼时他不过是个售票员，一日三餐只为饱腹，却看中了鲁迅译作《毁灭》，鲁迅向他推荐了《铁流》，两本共价值3.4元的书籍，不过收他一块钱。在其所写的文章《一面》中，阿累用语言表达了此事对他的激励——“‘鲁迅先生是同我们一起的!’这样我就更加坚强起来。”

　　实际上，内山书店承揽了更多的“星星之火”——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北平与东北地下党等转给鲁迅的信等都由其转交。

　　而位于巴黎圣母院左侧、塞纳河对岸的莎士比亚书店，同样因其庇护作用，被喻为英语世界文学青年的乌托邦。

　　一战之后，西尔维亚·碧奇在巴黎开设了莎士比亚书店，海明威、斯坦因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宾，但在二战爆发后，碧奇因不愿将最后一本《尤利西斯》卖给德国人，而被迫关店。

　　1951年，38岁的美国人乔治·惠特曼以开设一家具有自由思考精神的独立书店为目标，开设了Le Mistral。上世纪60年代，碧奇授权惠特曼将书店更名为莎士比亚书店。

　　在书店开张的多年里，这成为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据点——书店成了从英语国家初来乍到巴黎、怀揣文学梦却不名一文、还在迷惘的创作初期的年轻作家的栖身之处。

　　艾伦·金斯堡、格雷戈里·柯尔索、亨利·米勒、威廉·巴勒斯……都曾在二楼书堆间的床铺上借住过。2011年12月14日，乔治·惠特曼在书店顶楼卧室平静地离世，享年98岁。有人替他总结了数据，在他经营书店的一生中，收留过4000个左右需要帮助的人。而其中许多人，已经成为文坛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