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西安乐村：被遗忘的486名国军阵亡将士

　　作为台儿庄大捷的外围战，临沂阻击战是一场被遗忘的战役。

　　1938年2月，日军板垣师团从青岛登陆，途经临沂，计划与济南、南京出发的日军对正在部署徐州会战的60万中国军队形成合围。临沂阻击战打响。

　　2月15日(农历正月十六日)，沂水穆陵关，海军陆战队第五大队600多人血战五昼夜，大队长陈宝骥及数百将士牺牲。

　　2月22日，第五战区第二游击总队司令刘震东率部在莒县阻击日军，2000多人殉国。

　　3月5日，日军推进到葛沟、汤头一带，临沂危在旦夕。张自忠将军率59军驰援。

　　4月20日，国军撤出战斗转移，临沂沦陷。

　　4月21日，日军血洗临沂城。

　　临沂阻击战历时两个多月，成功阻击日军，保证了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是抗战时期正面战场的第一个胜利，国民政府称“开抗日胜利之先河”。

　　整个战役中，我军共伤亡25000多人，歼灭日军5000多人。其中，驻防临沂的第3军团13000多人，只剩800多人;张自忠的59军22000多人，只剩9000多人。

　　本文要讲述的，便是战斗最为惨烈的葛沟阻击战背后的故事。

　　■山东在1945·本刊记者实地调查

　　以抗战中无私奉献著称的沂蒙山区，分布着很多烈士陵园、抗战纪念馆。然而，1938年，八年抗战中发生在这片地域上最惨烈的一次大战——临沂阻击战，却鲜少被人提及。

　　临沂市河东区葛沟镇西安乐村，486名国民党军人沉睡于小池塘，至今已有77年。近日，村里一群老人找到本刊记者，谈起他们多年的愿望：为这些为国捐躯的英烈，建一个烈士陵园，哪怕只是立一块碑，让他们的英灵在半个多世纪的遮蔽之后，得到安息……

　　大军压境的小村庄

　　一条简易水泥路贴着村庄南头东西延伸，路南是大片正在返青的麦田，路北，是一片杨树林。已近清明节，杨树开始冒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3月27日，顺着这条田间小路，本刊记者走进西安乐村，置身于杨树林。

　　距清明节还有一个星期，60多岁的刘敬礼已经开始惦记祭祖的事，除了祭拜祖先，他还要到这片树林里烧一些纸，祭奠一群逝去77年的抗战烈士。

　　很难想象，就是这片仅几亩地大小的杨树林里，至今仍沉睡着486具抗战烈士的遗骨。“近500个将士死在这里，感觉心下不忍，每年清明节，村里人都会自发过来烧些纸，祭奠他们。”刘敬礼告诉本刊记者。

　　时间回到1938年正月，战争的阴云密布临沂，西安乐村所在的葛沟镇一带，成为日军进犯临沂的门户。连日来，村里人心惶惶，不时有战争的消息从远方传递过来，穆陵关已失，刘震东将军战死莒县……几十里外的沂南人徐乃荣，那时还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听说来了鬼子，到西安乐村来接他的姨回去躲避，看到沂河边黑压压一片日军。

　　眼看临沂城危在旦夕，张自忠率领的59军及时赶来增援，在葛沟、汤头一带拉开战线。

　　葛沟镇在建国前曾属于沂水县，建国后在行政上隶属于沂南县，几年前又划归了临沂市河东区。葛沟阻击战是临沂阻击战的重要阵地，西安乐村又是葛沟阻击战的主要阵地。

　　“多亏了村北的一片灌木林，日军来之后，40军一个侦察队以灌木林做隐蔽，和日军最先交上火。老百姓听到枪声，赶紧撤出村子。”刘敬礼和几个老人一起，向本刊记者还原当时战斗的情形。短暂的战斗之后，日军没有进村，而是在村东的野地里驻扎下来。

　　“海军陆战队很好认，穿着蓝色的棉衣，”一位村民回忆道，“一开始，不知道是海军陆战队还是40军，想去偷袭日军，向导带错了方向，去了东安乐村，这样就错过了时机。第二天又来，却发现日军根本没进村，他们反而遭遇了另一股国军，互相交起火来。”

　　战斗正式开始，“很悲惨，一个连就撤出29个人”。西安乐村的战斗持续了三天。“听老人说，那些军官挺有才能，会打仗。”由于年代久远，亲身经历过那场大战的村民大都不在人世了，“那段记忆，在村里世代口传，记得比较清楚的，是现在90多岁以及已故的老人。我们这些60多岁的人，都是听他们说的。”

　　486位国军将士，沉睡小池塘77年

　　战争结束，逃难的村民回到村里，收拾残垣断壁，瞬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顺着刺鼻的血腥气息，他们看到，遍地躺卧的国军将士遗体，几乎布满了整个村庄。正值正月，那些遗体大都身着棉衣，散落在各家各户院子里，其中一户简陋的小院，躺着30多具遗体。

　　荒村残垣，村民赶跑伏在尸骨上啃噬的野狗，开始清理战场。

　　那时的西安乐村只有300多口人，回村的壮劳力更少。花了很多天时间，他们清理出486具遗体，先是用门板抬，后来实在没有力气了，就用绳子绑住手脚抬，将遗体填到村南的一个池塘里，尸体摞着尸体。“池塘很快满了，又挖了一个池塘，也是把尸体摞在一起，还没盛下，又挖了一个，总算将这几百具尸骨掩埋。”刘敬礼说。

　　那时候村庄距离池塘有一里多路，而今，随着房屋的不断增多，村庄已经和池塘连成一片。

　　“池塘填平后，遗体一腐烂，便陷下去了，折下去了，有的遗体就露了出来。”村民描述道，“后来，海军陆战队来人，查看了埋尸骨的池塘，提出意见，人不能摞到一起。”但战时时间紧迫，没有多少余力重新安葬，只好组织老百姓找了一些秫秸，遮在遗体上面，然后敷上土。

　　根据村里流传的说法，“当时日军也死了不少人，以前说是百十个，后来看应该更多。不过，日军把同伴的尸体就地焚烧，具体数目难以辨认。”

　　池塘填平了，埋尸骨的地方后来冲出一条水沟。“偶尔雨水冲刷，会有一些骨头暴露出来，我们小时候在沟里捉鱼，经常见到。”老会计岳希存说。而今，几十棵杨树占领了先人们的陵地，“不超过一千平米，南边是水泥路，西边是村里的林地，北边和村子连接。”那条不断冲刷的水沟，贴着杨树林的边缘，向东延伸。

　　他们还要继续沉睡多久?

　　1984年，刘敬礼开始担任村支书，有一年，他开着村里的车去青州，一个60多岁的老头围着车转了两圈，问他是不是葛沟的，他说是。当说出西安乐村的时候，老头看到车上的标志，脸上立即露出异样的表情，拉着他回忆起那段惨痛的记忆：“那年我17岁，在你村里打了一仗，死了太多人。”

　　然后，老头问：“你们那建烈士陵园了吗?”

　　刘敬礼惭愧道：“没有。”

　　老头说：“有一年我们去省里上访，他们答应建陵园，怎么还没建呢?”

　　一晃多年过去了，老头的话一直在刘敬礼耳边环绕。

　　从那时开始，邵明乾、刘建富、刘敬礼、刘敬运、刘敬松、岳希存等十几个先后担任村干部的老人，觉得他们应该为烈士干点什么，开始谋划。然而，村人对烈士们几乎一无所知，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家乡在何处，他们的名字叫什么。他们专门去台儿庄抗战纪念馆查资料，一无所获。几任村支书思考了多年，也收集了一些资料。不过，建立国军抗战将士的烈士陵园，在当地还没有先例。

　　有人帮他们查了一下，这些人要么是40军的，要么是59军的，后来这两个军都去了台湾。可能会有在世的老兵，如果发出启事寻找的话，也许会找到。

　　2012年9月，作家常芳为创作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长篇小说《第五战区》来到西安乐村采访。去年7月1日，村里开党员会，老人们又聊起这件事，想起常芳，就给她打电话，寻求帮助。“打完电话，我一晚上没睡着，先是我们几个老头一起商量，后来跟书记和村主任说，都很支持。现在全村人都知道我们要干一件大事。”刘敬礼说。

　　他们本来只是想立一块碑，让以后的祭奠找到方位，“现在在农村，给老人立个碑也要5000多元，实在不行我们就自己花钱立一块碑。”上写“临沂阻击战无名烈士之墓”，“如果建烈士陵园，那当然更好。”

　　西安乐村现在有1300多口人，距离临沂80里路，沂南70里，是传统的粉皮制作大村，过去几乎家家户户做粉皮，有100多年历史。“现在做的少了，大都出去打工。”村主任刘建富告诉本刊记者。

　　崔永元拍摄的纪录片《我的抗战》中有对葛沟阻击战的详细介绍。老兵李宗岱，山东栖霞人，时任40军野战补充团二连连长，在葛沟阵地阻击日军半个多月，全连只剩几个人。后来，李宗岱成为电影《血战台儿庄》中英雄连长的原型、素有“独目虎将”之称。

　　西安乐村的老人们曾试图联系李宗岱，然而，2011年，李宗岱老人在重庆去世。老人去世后，社会各界纷纷祭奠。西安乐村的486名国军将士，何时才能重见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