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小波到姜文——那些特立独行的猪

　　无论向往自由的王小波、姜文，还是囿于孤独中的顾城与海子，抑或是永远正义的李敖和王朔，男孩们特立独行在从理想兑换现实的愤怒中。

　　王小波、姜文的自由之路

　　李银河在最早的怀念王小波的文章中称他为“人文自由主义”，她说，人们喜欢王小波，首先是喜欢他的自由精神。但实际上，在王小波的随笔杂文中“自由”这个词出现的频率相当低。

　　即便是1992年，王小波辞职成为自由撰稿人，自由主义这个词还是用“民主个人主义”代替，直至1997年王小波去世，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掀开帷幕，很多学者的文章才把自由主义的旗帜打出来了。

　　于王小波而言，“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他曾聊起作品《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的“猪兄”：“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但在现实中，他虽摆脱了工作的限制，但囿于经济在不断的撰稿中消磨才气，最终并没有找到实现自由的路径。

　　评论家认为王小波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批评传播他的自由主义理念，但《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回忆，他明显感觉到为生活奔波的王小波越写越为思想繁衍能力的不足而焦虑，而且理性纠缠带给他的是小说的想象力枯竭，作品越来越缺少血肉，王小波“死于心力交瘁”。

　　姜文的电影，对许多人来说，是王小波小说的另一种映射。

　　《太阳照常升起》中的云南，蓝天、红粘土、乳白色的雾，再加上穿着白大褂的陈冲，无疑会让人想起《黄金时代》中，那个只有甘蔗、橡胶和水稻，以及旱季里永不停歇热风的云南南部农村，还有穿着紧裹住双腿筒裙的陈清扬。

　　姜文的电影中充满了荒诞，浪漫主义，内涵，对性的直白，但更多的，是为了自由地说话：被封杀了的《鬼子来了》，表达“人性欲望之中各种极致境界”的《太阳照常升起》，还有站着把钱挣了的《让子弹飞》……

　　顾城、海子：

　　一个时代的理想主义

　　有人说，顾城是纯真孩童的眼睛，海子是老人返璞归真的眼睛，充满智慧。

　　1989年3月26日，时为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的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到龙家营之间卧轨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他的诗歌中清晰地寓言了他的死亡，他在《太阳》中问道，“我们在碾碎我们的车轮上镌刻了多少易朽的诗?”在《献诗》中他说，“让我用回忆和歌声撒上你金光闪闪的车轮，让我用生命铺在你的脚下。”当 “幻想的死亡，变成了真正的死亡”，海子能做的只能是为他的时代殉情——他用自己的才能开启了中国诗歌的新高度，更用自己的死亡将诗歌的理想加以升华。同时，也终结了这个理想主义时代。

　　在此之后的数年间，相续14位诗人离世，其中，包括杀妻后吊死在树上的顾城。促使其出离愤怒，恰恰也是诗意的生活与现实的巨大差距。顾城对妻子说：儿子不像你，也不像我，这样很好，感觉我不会同他有什么关系。当放弃儿子，丢弃自己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何尝不是在与这个时代和社会划清界限呢?

　　他们是诗歌中的王者，也是上帝垂青的幸运儿。但在这个社会中，他们却被社会狠狠抛弃了，他们在社会巨变中，惊恐失措，甚至失去了交际和生活的基本能力。

　　鲍曼曾说，“个体孤军奋战的困境，可能是痛苦的、不讨人喜欢的，而一起行动的坚定而有约束力的承诺，可能预示着伤害要比收获更多。”他们孤独缺少共鸣者，在没有人是孤岛的生存进化下，他们无法抗争，也不想伤害谁，于是共同地选择了走向灭亡。

　　李敖与王朔：

　　向虚伪社会开炮?

　　熟悉李敖的人，都形容李敖有两副面孔，私下里的李敖是谦和的，耐心的，待人接物显示出深厚的修养;公开场合的李敖是好斗的，挑衅的，疾恶如仇，刻薄而张狂，举证骂人成为李敖的杀手锏。

　　李敖的叫骂贯穿了他的大半生，政客、文人，只要被他咬住，几乎无人脱逃。他一篇“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让国民党封了杂志《文星》，一生中三次入狱，评价余光中“文高于学，学高于诗，诗高于品”、“一软骨文人耳，吟风弄月、咏表妹、拉朋党、媚权贵、抢交椅、争职位、无狼心、有狗肺者也”，并认为其言论粉饰了蒋介石当政时期国民政府的专制行为，这些评价引起的反应不一。

　　这样的李敖自然也是狂傲的，“英国人说英国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对我李敖来说，我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正义。”

　　同样，对于认为金庸“不过脑子”，张艺谋“极度虚假，假装单纯”，“公众人物就像公共汽车一样，大家都想上去搭一程”的王朔来说，有人这样解读，“这个社会是全面虚伪的，从文化体制到社会风气，流行的美学方式，甚至语言方式等等。我觉得王朔是这个社会唯一向虚伪宣战的，尽管他的方式让许多人不能接受，但这个社会虚伪之深，大部分人无法看清他的真正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