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之道”的现代沦陷

　　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建设中，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俗话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如今，从被商业绑架的“谢师宴”到所谓“教授”，“师道”尊严不再，“生道”礼仪不存，自孔子而来的师生之道在今天还有何种意义?

　　“谢师宴”里的师道反思

　　不是惯例的惯例，不是传统的传统。“后高考时代”，备受争议的“谢师宴”总会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开席”。

　　在中国“仁义礼智信”的传统里，“礼”在门口立着。谢师宴古已有之，鹿鸣宴便是文人及第后而摆的宴席。

　　“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新唐书·选举志》曾对鹿鸣宴的热闹场面作了详细记载。

　　之所以有鹿鸣宴这个称呼，是因为古人常常以鹿来象征官场仕途上的“禄”。

　　鹿鸣宴起源于唐朝盛世，一般是乡试放榜次日，巡抚主持宴席，邀请新科举人和负责监考的内外帘官齐聚一堂吃饭，宴席上通常会唱《鹿鸣》，载歌载舞。

　　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建设中，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地君亲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理解了这两种情怀，也就理解了半个士子秀才。

　　当然，古时的师生传承除去精神理念、治学方法的薪火传递，还有着非常复杂的人情关系。孔子私学的兴起让一代学人在治国理念上也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派系，科考制度的推行让这些派系的门生故旧把持着朝廷的大政方针。

　　百家争鸣、牛礼党争、程朱理学、唐宋八大家、苏门四学士、江西诗派、常州词派、性灵派，中国文坛实际上便是一个以师生之道为纽带核心的大小圈子。

　　而圈子的营造自然离不开饭局，《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之饮食。”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任何重大的仪式，吃饭都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中国的社交文化基本上就是饭局文化。

　　在这种文化之下，经济社会的现代“谢师宴”堪称以传统之名，行人情之事。名称五花八门：“状元及第宴”、“金榜题名宴”、“学有所成宴”等等，唯一不变的是高得吓人的标价。

　　好的学生，当然要懂得东方文化的礼仪：温和、上进、纯净、尊师、感恩……

　　1966年，陈寅恪被批斗，其早年清华弟子、当时中大历史系教授刘节代先生去了。造反派殴打刘节问他有何感受，刘节说：“能够代替老师来批斗，我感到很光荣。”

　　尊师重道，这是延续千年的传统，如何谢师，凸显的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气质。

　　所谓教授：

　　人文精神的一曲挽歌

　　“教授”这个词背后，代表着怎样一种教育理念?

　　2014年的开年大戏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正敏被其学生王宇澄举报涉嫌学术抄袭、院士申报材料造假一事。这场公案里，我们不得不反思——是什么让本该合作无间的师徒关系，恶化到互相抹黑的地步?借用复旦大学新闻中心主任方明的一句话：“是师道沦丧、师徒关系变异的结果。”

　　作家史生荣曾在《所谓教授》中深刻解读现今教育体制下那些所谓教授精神家园的坍塌与道德底线的溃决——

　　当教授私自为利益集团代言，师生课堂公然起骂，学生刺伤老师，这一切是师德的沦丧，抑或是社会与时代的残酷?异化的师生关系，就是社会气候的缩影。气候涤荡不清，师生关系将继续癌变下去。

　　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说过，他就是一个王帽，看着风光喧闹，主唱的还是那些教授。为什么西南联大那么艰难仍能人才辈出?就是因为有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先生。

　　不论是梅贻琦还是胡适、张伯苓，面对违背了教育规律的事，跟蒋介石都能争执。他们不论治学还是做人，都能倾情投入，又不为名利缰索。反观现在的教育，前30年被政治挂帅，后30年被金钱俘虏，独立精神，屡遭冲击……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先生和人生榜样，如今师道的沦陷似乎是一个隐喻，城墙扒了，再怎么复原，再怎么烧砖，也是现在的砖，再无当年的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