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五千年，一部“博彩史”

　　胡适曾写文章调侃，说旧中国有三害：鸦片、八股、小脚，他认为这三害都消亡的差不多了，只有这第四害麻将，还是日欣月盛。在这篇文章写作近百年后，情景依然。可以说，从前中国古代最早的博戏——“六博”诞生，中国人就有赌博的“基因”。

　　“无所不赌、无人不赌”：从周天子的博戏到宋徽宗的蹴鞠

　　中国人的赌博史，怕是要追溯到史前文明。当时在黄河长江流域，原始人通过“抓签”筮卜方式来判断凶吉。

　　时至周朝，斗鸡博戏广为流行，就连周天子也爱好此道。在《列子·黄帝篇》中就曾记载，纪渻子为周宣王驯养斗鸡，周宣王连续三次垂问斗鸡是否训好。

　　战国时期的齐国盛行跑马，著名故事田忌赛马，就是起于齐国名将田忌同齐王和诸公子跑马。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与魏王博戏时，得到边塞战报不惊慌，镇定自若，继续行博也是一段千古佳话。

　　唐朝是古代中国经济的鼎盛时期，“赌”文化发展迅速，博戏越加种类丰富，武的有射箭、马球、打猎、蹴鞠，文的有叶子戏、钱戏、斗鹅、斗茶、斗草，可谓无所不包。

　　据传骰子被“朱批点红”就是唐明皇所为。一次，唐明皇与杨贵妃掷骰子，到了关键时刻，唐明皇只有掷出四点才能赢，而这时盘中只有一个骰子在旋转，唐明皇激动地在旁大声呼喝，等到骰子停下来时果然是四点。大喜之下，唐明皇“赐绯”，把那个四点改成红色。

　　宋代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社会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出现了全民性的赌博——“扑卖”。从水果点心，到衣物玩偶，甚至舞女、车马、宅院，都可以进行“赌”。玩法有三，掷铜钱、摇签、掷飞镖，买家赢了可全部拿走，输了则付了钱一点东西不得。

　　宋代的著名词人李清照，还曾专门写了一篇《打马图经》，歌颂赌博：“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宋徽宗痴迷于蹴鞠，最早的赌球也因此产生。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兵俘虏到北方去，惊慌失措中都没忘了带上象棋。

　　在明朝晚期，民间开始盛行“马吊”。据胡适先生考证：“马吊”就是麻将的前身。此时，士大夫沉溺于打马吊，明人王崇简《冬夜笺记》记载：“士大夫好之(马吊)，穷日累夜，若痴若狂”。明亡之后，清人吴伟业著有《绥冠纪略》，认为明朝亡于马吊。

　　赌的传统哲学：

　　从《易经》到“无为而无不为”

　　中国人在赌博中荒废人生，但中国人爱赌博却是源自我们传统的哲学。

　　中国人最早运用赌博是在占卜之中，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中国人便同天“博弈”。《易经》中讲究抽签、占卜，婚丧嫁娶，甚至连国家大事都靠此决定。

　　这种“天人合一”的意念一者是为了解决超过本身认知的难题的解决，也是公平公正起见，维系社会秩序和稳定的经验产物。

　　这种将机会交予“上苍”决断的手段，其背后支撑是中国最富有辩证策略的思想设计，即天与人、虚与实、阴与阳;二元互渗作用的神秘哲学体系。

　　在人的生存能力较为弱小之际，思想之中难免会有“天命不可为违”的神秘主义，这种天命观看起来比较悲观，但与此对斥的二元思想另一端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积极主张。

　　这一主张本质是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大家信奉“上苍”诸位的公正，信仰上苍构建的一套价值体系和道德原则，只要信奉这一价值体系和虔诚的自我“克己奉公”，那么，每个人都有获得“鸡犬升天”的偶然性，在这个偶然性面前人人平等，机会也均等。

　　赌也是一种公道的体现?

　　1月底，《赌神4：谁与争锋》上映，票房一路走红，这是周润发时隔多年重新扮演赌神形象。在诸如此类的剧中，不难发现赌神出现的场景往往是打抱不平，通过坚守赌术的原则与坏人们做斗争。

　　这种现象不是偶然，它本质恰恰反映的是赌博背后的“公道精神”。

　　实际上，赌博在中国发扬光大本身就是一个讽刺。

　　清代著名学者尤侗在他的洋洋千言的戒赌文中就明确指出：“分无贵贱，四座定位。上攀缙绅，下接皂隶。齿无尊卑，男女杂次。四端丧矣，五伦亡矣。”

　　中国的传统道统历来是不认可赌博的，认为赌博有违传统的纲常伦理，而这种讽刺的存在恰恰说明了两千年来中国的法治不彰，统治者不过是拿了儒学的面子来粉饰自己的独家专权。

　　儒家的表子，法学的里子，金口玉言，世间公道全凭当权者的一张嘴，把人们推向这样的文化倾向，那就是所谓的天道公正不过是一种机会主义，它本质与“抽签”择命是一个理数，如此之下，每个人都有一个赌徒心态，大家遇事通过“赌”的方式来解决成为了一种既定习俗。

　　因此，中国民间则更多采用巫术判事，如“扶箕”断案，人们坚信上天灵验而公正。于是，用抽签搏数手段来验证是非，一些被错判的冤枉者也表现出再死不辞的豪赌决心，以自杀表达抗诉和讨还清白。